12月3日晚，南韓一片黑， 總統尹錫悅突宣布戒嚴令。
當外人猜疑這是否一則「假新聞」，家族兩代人在體制內外為民主打拼的南雅琅看到戒嚴新聞已悲從中來，「 我嘴裡嚐到苦澀滋味，晚上媽媽看到新聞已哭了。她曾說：『要向下一代展示不一樣的世界』，可是⋯⋯」
南韓民主路上的一磚一瓦得來不易，光州事變到軍事獨裁者全斗煥下台，均是由人民的血汗堆砌而成。《南韓民主家政課》導演南雅琅父母生於推倒軍政府的一代，實現民主化後，父母分別成為公務員與社運家，在不同的道路上爭取公義。
從小上父母的「民主家政課」，但隨著2014年的「世越號船難」，南雅琅的家庭隨之動盪起來。過去十年，南雅琅有迷失過、思考過自己在社會上的定位，最後也在浪尖上找到方向。
12月南韓眼前這片黑，當頭棒喝，南雅琅就像補多一課「民主家政課」—「換人」不能改變南韓，從日常的改變以及清除獨裁制度才能令南韓走上真正的民主路。
母在街頭 父在體制
「我生於一個愛國家庭。」南雅琅的父母是浸淫在南韓八十年代社會運動的「386世代」（意指「九十年代30歲、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大學的世代）。南韓軍政統治時期，父親是一名校園日報的記者，正值滿腔熱血的青蔥之年；母親則積極參與遊行示威，「在父母的年代，軍政府會殺人，會用槍械等（鎮壓），人們會向警察扔石頭，用血汗抗爭。」
父母輩見證光州事變、軍政府總統全斗煥下台，南韓走向民主的年代。當時父親在服兵役後理解「行政」的（Administration）的重要性，放下記者夢進入體制工作；母則繼續在街頭抗爭，成為一名女性主義社運家。
「雖然他們（父母）走上不同的道路，但追求人權、公義的心是一樣的。」一直在政壇工作，父母成了南雅琅的政治啟蒙，彷彿每天課後都會在父母對時事的討論中，上一門「民主家政課」。
父親留給她的攝錄機、舊卡式帶，為她帶來紀錄者的夢；母親帶著她到抗爭現場，教導她「愛國」的意義，「當人們說『愛國』（Patriotism），他們都想到對國家的忠誠，但我覺得真正愛國的是勇於向政府反抗，他們是想這個國家好一點，想人民生活更好，不止是富人（Top-class）。媽媽也有曾經說過類似的話。」
在政治動盪中迷失
父母爭取民主，成家立室之後的篇章也隨著韓國政局動盪搖擺。2014年4月16日，一艘載有476人的船隻「世越號」從仁川港前往濟州島，途中失控傾斜入水沉沒，導致船上304人不幸罹難，當中大部分是參加畢業旅行的高中生。這成為南韓史上最嚴重的海難之一，觸發嚴重的政治危機。
海警當局從接報船隻傾斜，直至慢慢沉沒期間，亦沒有採取大規模搜救行動，中途政府更濫發訊息指當局已救回300多人；在意外被通報至總統府後，時任總統朴槿惠亦失聯7小時後，才回到救援指揮部。政府一連串失職，引發社會強烈反政府情緒，示威與問責聲浪不絕於耳。
父親是被追究責任的官員之一，雖然南雅琅對於政府的不作為感憤怒，卻對父親的處境感難受。聽著父親被問責的聲浪，她無法踏出集會地點的車站，心中在搖擺不定，「當時因為父親的事，我沒有辦法投入參與這些示威活動。」
最後，她把對世越號船難的感受寫在信件中，寄到父親的辦公室。這是她當時唯一能做的「抗爭」。
紀錄片找出自己聲音
因世越號船難的餘波，2017年發生了總統朴槿惠的彈劾案；2018年初，一名檢察官在晚間新聞披露自己在喪禮場合遭前輩撫摸臀部，#metoo浪潮席捲韓國。南雅琅開始走出過去的關口，在浪尖上找到自己的目標。
2019年，她展開《南韓民主家政課》的製作，她蒐集不同的舊片段，包括家庭、童年的卡式帶片段。她拿著攝錄機，開始在各類型的集會上記錄過程，她憶述母親的話：「如果你把相機帶到示威現場，那你就不是在參與，你只是躲在鏡頭後面，就不是真正抗爭。」
「但我覺得抗爭現場應該要有攝錄機存在。確實，攝錄機只能在後頭拍攝，但在所有事情完結後，這些紀錄能讓人討論更多。」南雅琅在介紹自己時，總說自己是「遲到的人」，她缺席了以往的集會，甚至到光化門廣場因修繕而不再有集會時，才抬著攝錄機拍攝無人的廣場，「記者都不會去，但我或許能說出不同的角度。」
南雅琅覺得，拍攝是對於現今世代是一個有力的方法去發表意見，「我們需要新方法去吸引別人關注，而不是用舊有的方式集合人們。」她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說出政治取態，「我想找到自己的聲音，而不是父母的。」
新生代自我噤聲
然而，年輕一代在南韓發聲也不是易事。南雅琅感覺社會上看似有言論自由，但存在著無形的政治審查，她站在紀錄片導演位置更容易感受到壓力。她表示，以往政府會向紀錄片製作方提供資助，「政府沒有白紙黑字寫拍攝政治議題不能申請，但當申請的時候，明顯會感受到這類影片（政治作品）會被淘汰。」
她表示，政府另外有提供資助予圖書館、學校等舉辦紀錄片放映，主要作教育用途，但一些重要的議題，例如同志議題的影片，則不能申請放映資助。漸漸地，紀錄片製作者開始進行自我審查，南雅琅稱一些同行會害怕拍攝有關女權或政治的影片，「他們覺得自己可能引起政府關注，會得不到資助，變相找工作便很困難。」
她又認為，現時集會的規模正在逐漸縮小。她指出，從2017年的總統彈劾案時就看到有很多大學學生會組織學生參與集會，「學生們都會視學生會為首，當時他們真的有很大的力量，但現在幾乎所有大學的學生會都不見了，每年學生會選舉都沒有人會參選。」
突如其來的戒嚴令 媽媽哭了
南韓總統尹錫悅在毫無徵兆下向外宣稱受到「反國家勢力」和北韓的威脅，於12月3日晚上宣布戒嚴令。這是自1979年獨裁者朴正熙政變後45年首次宣布戒嚴，惟6小時後「戒嚴令」遭到議會否決，工會與民眾運動已蠢蠢欲動，準備無了期罷工與上街遊行。12月7日（周六）南韓國會進行彈劾尹錫悅投票，最終不過3分2票，彈劾議案宣布失敗。民意沸騰，8日國會外聚集逾20萬人抗議，縱然彈劾民望不足20%的尹錫悅失敗，無疑一連串的事件已引起當地社會動盪。
這是八十年代南韓進入民主政制後受到最大的打擊，南雅琅向本刊記者訴說，宣布戒嚴當晚是「不敢相信」，媽媽看新聞後亦哭起來。南雅琅媽曾向女兒說「要向下一代展現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但奈何獨裁的政治舉措仍在發生。南雅琅形容戒嚴令令她「 嘴裡嚐到苦澀滋味」，亦懷疑應否改變電影的結局。
尹錫悅的獨裁行為亦再次證明她在紀錄片的看法，「我認為在2017年慶祝得太早，錯誤地認為我們僅僅通過罷免總統就實現了一場『革命』。」南雅琅認為，若南韓不想重蹈覆轍，國民不僅只要求「換領導人」，「真正的改變，需要日常生活的改變、少數群體和女權的進步以及移除目前殘存的獨裁制度。」
彈劾尹錫悅失敗後，周日群眾走到國會抗議。（《MBC news》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