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牛肉麵的老李突然從暴漲的股市獲得豐厚的利潤,於是把所有的積蓄交給之前在軍中少校,幫忙入手這一輪的股票。看着電視機上市公司倒閉的新聞以及一片紅色的數字,老李心裏涼了一截。電影的下一幕就是老李妻子在開門的瞬間,看到他上吊的情景。
《老狐狸》的時代背景設定在八十年代,當時台灣經濟起飛,以錢滾錢便是致富之道。導演蕭雅全那時候正值大學的青春年華,「我哥哥也是大學生,他說有同學休學了,因為變了百萬富翁;也有些同學突然買了車,當時也會感到很慌張。」豈料這一切都是泡沫幻影,隨着當時主宰股市的鴻源機構倒閉,市民的投資就在一夜間血本無歸。
縱然以台灣一場慘烈的股災作為背景,《老狐狸》並不是一齣警世電影,主軸的3名角色似乎不太受這股社會異動影響,「這部電影我想談的是選擇。」世代與世代之間,有選擇上的差異,不論是做人還是拍電影。
《老狐狸》是蕭雅全帶給下一代的一個抉擇。
給世代的抉擇
廖界(白潤音飾)生在一個小康之家,母親早逝,由父親廖泰來(劉冠廷飾)負責教育與照顧。廖泰來富同情心,踏實不愛走捷徑,當身邊人人都一夜暴富,他還是甘於每晚在狹小廚房中,關起門窗練習色士風的人。
然而,父子兩人一直希望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開一家理髮店,但正因廖泰來「不佔便宜」的性格,讓他們一直追不上飛漲的樓價。
「我看着你爸爸的背影就知道,他是哪一種人。」廖界問是哪一種人,「老狐狸」謝老闆(陳慕義飾)便回答道:「失敗的人。」這是電影中一段最為人熟知的對話。謝老闆是廖家的房東,也是廖泰來工作的酒樓常客。他與廖泰來擁有完全相反的人設,在股票異動的時期繼續投機,精明但缺乏同理心,金錢永遠是他人生的首位。

廖界在一場大雨中偶遇想在攤檔買燒仙草的謝老闆,謝老闆亦對廖界一見如故,處世之道傾囊相授。11歲的廖界,將面臨一項人生的重大選擇,就是在謝老闆與廖泰來之間選擇一個他要參考的父輩對象。
「比較無情一點的人,會比較容易賺錢;很容易幫別人考慮的人,可能沒有那麼方便賺錢。」廖泰來與謝老闆向廖界展示他們各自的選擇,是他們留給下一代的世故之道,蕭雅全則是藉電影向他的下一代講述「選擇」與「價值」的議題,「這是一個關於世代的故事。」
從台海危機到人生哲理
「這種題材聽起來就很無聊對吧?」蕭雅全笑着說道。他過去的作品《范保德》 、《第36個故事》均是以人生哲理作為故事主軸,講述「價格與價值」、父子情誼等,「我會從自己的經驗去找題目吧,或者是一些比較煩惱或影響我的事情去創作我的主題。」
蕭雅全坦言,過去的他並不會選擇這種題材。畢業於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他以拍攝獨立短片為主,「以前的我蠻自我的,只是想要美術上的突破,我說真的,我不在乎觀眾怎樣看。我只是想拍我覺得很屌的東西。」

他表示,即使是上一部長片《范保德》,也不是完全站在與觀眾溝通的立場上製作,內容出現大量的時空跳躍與人物,可能會讓觀眾不太理解,「我就是不Care,我覺得這樣很美。」
《老狐狸》是蕭雅全真正改變心態的時候,他以較典型的編劇手法、鮮明的人物對比讓觀眾更容易理解故事,希望觀眾能產生共鳴。被問及他心態上的轉變,他指出台灣導演易智言曾告訴他,覺得他有了孩子之後變溫柔了,「年紀大了就開始在乎觀眾感受了。」
同時,蕭雅全也有過熱衷政治、社會題材的時候。1996年曾拍攝短片《摃在那兒》,以影像呈現九十年代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訪美後,台海危機一觸即發的社會實況,獲得第19屆金穗獎最佳實驗錄影帶。
他表示,學生時期台灣正值解嚴,他意識到生活上大小二事都與政治相關,因此對政治反應很大,「後來這個事情會慢慢變淡,不是說變得冷感,而是有別的東西讓你更關心。」
侯孝賢的監製之道
靜靜看完電影的片尾名單,監製一欄上寫上「侯孝賢」三字特為顯眼。蕭雅全自第一部執導的長片《命帶追逐》起,便是由侯孝賢擔任監製。二人結緣於1998年執導電影《海上花》的時候,侯孝賢邀請了他擔任副導演,「我30歲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全台灣的電影人,我只認識他一個人,根本不認識別人。」
於是,侯孝賢便成為了蕭雅全電影監製的唯一選項,當他向侯孝賢發出邀請的時候,他一口答應了:「當然呀,你不找我你要找誰?」台灣著名導演的監製之道,就是一種放任主義,「他不會管我去跟他報告還是開會,如果我想找他聊,他就會跟我聊,如果我不想找他,他完全不想管我。」

「到了第二部戲,他是監製這件事情變成了我對他最大的尊敬,像我永遠的老師一樣。」蕭雅全說。
雖然侯孝賢不會對蕭雅全有過多的規管,但一想到他的名字會出現在片頭與片尾名單,蕭雅全便不敢「亂來」,「這就是監製的威力,我是打從心底敬重與害怕他。」在合作的過程中,侯孝賢的工作態度為蕭雅全帶啟發,例如在拍攝現場與演員重新詮釋劇本,而最讓他欣賞的是侯孝賢對於年輕人的慷慨。蕭雅全表示,侯孝賢曾協助過其他年輕導演擔任監製,導演面對資金上的困難,他也會樂於協助尋求解決方案。
「我們這一代也沒有他對年輕人那麼慷慨,大概我應該也要學習他。」蕭雅全表示,他現時會向計劃拍攝獨立電影的年輕導演提供協助,但台灣的電影生態正在改變,受荷里活電影及串流平台的影響,年輕導演傾向拍攝商業電影,而他亦坦言自己在這個範疇上未必能幫助這些導演,「這大概也是世代的改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