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1日，前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副主席周嘉發與余煒彬連同成員曾健成及其餘6名義工一起前往東區法院應訊。一行十人坐滿了旁聽席的頭一行，變成了他們一場久違的聚會。他們被指涉嫌於2023年4月至5月期間，在銅鑼灣東角道街站無牌籌款及未經准許展示海報，遭控共26張傳票控罪。

涉案的「主角」是一塊面積約1.5米乘1.5米的「海報」，只是一塊沒有圖像、沒有文字的黑布。當七一漫天的直幡旗海未被取締時，一塊「無字黑布」卻成了社民連眾人的罪證。

警方：黑布「未必是橫額」

審訊當日，控方首先宣讀數項不爭議的事實，包括涉案土地為政府土地、食環署作為主管當局未有發出張貼海報的許可，以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作為主管當局未有發出籌款許可證。其後，控方傳召3名於案發當日現場監察的警員作供。

警員吳俊傑、陳生熙及黃駿輝於案發期間任職於灣仔分區活動管理組。他們分別在2023年4月2日、4月30日及5月28日，被派往銅鑼灣記利佐治街與東角道行人路，以及灣仔地鐵站A3出口外「視察公眾集會」。

3人作供時描述街站的設置，指被告於現場架設桌子、椅子、黑色橫額及揚聲器。街站的面積約為2米乘2米，高度約2至3米；黑色布的面積為1.5米乘1.5米，但布上沒有任何文字或圖像。他們亦供稱，看到被告用揚聲器發表言論，並向途人分發單張。控方曾向吳俊傑詢問被告的發言內容，吳俊傑表示沒有紀錄，僅指「都是他們的主張」。

其後，代表陳寶瑩的辯方律師黃宇逸向警員吳俊傑及陳生熙盤問，詢問「黑布的形態」。吳俊傑表示黑布為「黑色柔軟物」，上面沒有寫任何標語。他又問二人：黑布是否「未必是橫額」？吳俊傑回答「沒錯」，陳生熙則表示「要看字眼如何解釋」。

辯方：黑布不符法例所訂明的「海報」定義

案件於審訊翌日（2025年4月30日）進行結案陳詞。黃宇逸指出，控辯雙方均同意黑布為一塊「布」，但辯方認為案中黑布不符合「海報」的定義。

黃宇逸表示，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04E條，「招貼或海報」意指任何字、標誌、陳述，或在任何塗在牆壁、柵欄、欄杆等宣傳，指黑布不符合「條例訂明的任何嘢」。

他進一步指出，從「海報」一詞的字面意思看，「不用查字典」也知道一定不包括黑布，而控方陳詞中並未說明黑布如何符合「海報」的法定定義。「既非法定定義，亦不符字面意思，控罪便不成立。」

至於控方試圖透過被告的發言內容，佐證黑布屬於「招貼或海報」，黃宇逸認為兩者並不相關。他指出，被告對黑布的主觀描述，不能改變其客觀性質。他又引用俄國藝術家馬列維奇的名言：「客觀世界的視覺現象本身是沒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東西是感覺。」他進一步指出，刑事案件與上述情況相反，「客觀世界的可見現象是重要，主觀感覺沒有意義。」

黃宇逸亦提出，陳寶瑩只是臨時展示黑布，若被定罪，會違反終院就「潘連花案」的解讀，即條文不適用於有時限的海報。

他亦指出潘連花案與本案有別，本案中海報在完成示威遭拆除，沒有執法機關的介入，也沒有造成環境滋擾。

官：以「上文下理」理解黑布為「用作表達政見」

裁判官屈麗雯於去年6月12日就案件頒下判詞，裁定被告所有控罪成立。法官指出，她同意根據《基本法》，被告享有示威及言論自由，但此自由並非絕對的自由，法例可為維持秩序等目的施加合理限制。

她描述，被告在案發前早已準備好無字黑布，並於案發時懸掛在桌上支架及街道的當眼位置，其後眾人以廣播介紹社民連及對於政策發表意見，廣播期間並提及若黑布上有文字將會被罰款，故意「黑色」代表悼念。

屈官認為，「招貼或海報」的定義廣泛，涉案黑布雖然沒有展示文字，但被告在街頭以揚聲器高呼口號及發表政見，依據「上文下理」的理解，該黑布明顯用於表達政見，符合相關法例中「在公共空間傳播概念之招貼」的定義。

針對辯方提及終審法院對「海報」的解讀，屈官指出，終審法院當時沒有規定海報的張貼時限，因此數小時的張貼行為已包含在條例之中。此外，被告在行人路當眼位置擺街站及懸掛黑布，容易令行人分心，又有可能引起其他派別人士在公共空間「爭位」，會造成滋擾及危害公眾安全。

屈官在宣判時表示，理解被告不接受判決，但法庭是依靠法律及證供作出裁決，而非基於政治因素。她接納案情輕微，案發時亦屬和平非暴力，「非同類案件中最激進」。最終，法庭判處被告所有傳票合共罰款12,600元。

至今，高等法院仍在處理陳寶瑩因不服裁決而提出的上訴。儘管上訴方強調，社民連當日在有限時間內臨時展示「黑布」，並非「固定程度及慣常規律性」的行為，但審理此案的高院暫委法官王詩麗仍與原審法官一樣，質疑終審法院未有明確界定條例所規管的時間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