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放在停車場的水桶，是撥開，還是蓄意破壞？一宗「刑事毀壞」案，兩年來纏繞着以洗車為生的聾人張中傑。警方由入門拘捕開始，手語傳譯員沒有好好跟張中傑溝通，張以為僅僅回警署協助調查，實際是拘捕行動。手語傳譯員身兼控方、被告的傳譯員，制度上存在漏洞，容易產生不公平的情況。張中傑案的傳譯員多次不依張的意思寫口供，在出庭前企圖慫恿張認罪，最後張中傑罪名成立。張去信司法機構投訴，因手語傳譯員拒絕合作調查而終結。
一宗「刑事毀壞罪」，因手語傳譯員的不公平的制度，衍生另一宗懷疑「妨礙司法公正罪」。在制度模糊不透明的情況下，聾人只能記錄不公平的程序，要求司法機構檢討傳譯制度。
手語配合讀唇的理解能力
現職洗車工人的張中傑，在「龍耳」創辦人兼手語傳譯員邵日贊用手語傳譯下，張表示，媽媽告訴他，張在兩、三歲時已是深度弱聽，雙耳的聽力受損程度在120 分貝或以上，左右耳均需配戴助聽器，張日常是從說話者的口形及神情，幫助理解說話內容。邵日贊補充，聽力受損程度達120分貝或以上，相等於說話音量如飛機起飛的引擎聲，張中傑才能聽見。
張中傑憶述，童年就讀主流學校，與同齡朋友溝通，張指少時用簡單字詞，「例如去飲嘢、去玩」，只要對方「慢慢講」，配合口形，便能掌握當中意思。他中學畢業後開始工作，所接觸的說話內容變得艱深，有時甚至不知道對方在說甚麼，覺得中文句子很抽象。
張中傑高中時轉讀真鐸學校（註：2018年中學結束弱聽部），手語是在聾校時觀察同學溝通，從中學習。他形容自己，「打手語能力麻麻地，看手語OK，可戴着助聽器，看到對方口形，輔以動作和表情，較易明白對方的意思。」另外，張中傑打手語說四句話如「傳譯員說我踢，我說沒有踢，是撥，傳譯員表示，踢和撥是一樣」，手語用了25個動作才足以表示（見圖），足見傳譯上需要更多時間和耐性。
張中傑從事過運輸業，負責跟車及搬貨，其後2009年開始從事洗車工作。2018年10月15日，張中傑在停車場向一名麥姓男子追討款項期間，因追款不成，一時氣憤，用手撥開了一個水桶，轉身離開。事隔半個月，警方兩度到張中傑家，要求張到警署接受調查，惟張不在家。直至第三次警員上門，即同年11月5日，下午大約2時半，警方陪同手語傳譯員郭君迪到張中傑家。
張指，「噼、噼、噼」警方大力拍門，欲強行入屋，張的家人僅開門縫，警方最後推門闖入，亦沒有出示仼何的法律證明表示他們以甚麼理由進入張家。
張中傑憶述，家人曾向警方表示，「我們不歡迎你，你們出去」，警方沒有離開，並透過郭君迪用手語跟張中傑說，「現在會跟他去警署」。張平日上班時間是凌晨12時至早上8時，早上下班後，中午是張的休息時間，張表示當天很睏很累，回覆警方改天才去。但傳譯員郭君迪說不可以，並向張表述「如果改天才去，到時是來拘捕你，那時候你就會沒有面子」。郭君迪又催促張需要即時到警署接受調查，並叫張帶$200至$300作為保釋金。大約10分鐘後，張中傑由警方帶走。
後來跟進張中傑事件的龍耳創辦人邵日贊指，手語傳譯員郭君迪當日在現場表示，並非拘捕張中傑，但從口供紙上指以「刑事毀壞罪」為由拘捕張中傑，可見那次上門實際是拘捕行動。
傳譯員角色衝突 疑聯同警方慫恿認罪
張中傑先被帶到沙田警署，及後轉至田心警署。在警署與警方會面過程中，張中傑指，警方有出示過一張紙張給他看，上面寫着：「你可以找律師，致電家人」，並着張簽名，惟張簽署後，欲找律師及相熟手語傳譯員幫忙傳譯時，卻遭郭以「得㗎啦，唔使㗎（可以的，不需要）」，更以「我會幫你」為由拒絕張的要求。
其後警方問及張中傑為何要踢爛麥姓男子的水桶，並向張展示水桶破爛的相片。張中傑解釋，他只是撥開水桶，相片中水桶的破爛並不是他所為，故否認水桶是他踢爛。但手語傳譯員郭君迪並沒有傳達張的意思，反指警察在口供紙上寫張認錯的句子。張中傑解釋，「口供紙大多數不是我說的。我說一句，警察寫三、四句」。張稱，「（口供紙上寫着）『我知錯，畀機會我』，我根本無講過，是郭君迪說幫我求情，所以要寫」。
記者讀了張中傑與警方會面的會面紀錄（俗稱：口供紙），上面有一段是這樣寫：「我知道我今次做錯咗，當時都係一時之氣，我很悔疚，我承諾我唔會再犯事，我希望可以畀多次機會我（我希望可以給我多一次機會）」。
儘管張表明不認同口供紙上的內容，表示「唔係咁㗎，唔係咁㗎（不是這樣的）」，手語傳譯員郭君迪卻對張說：「現在這樣是對你好，這樣寫是幫你」，力勸張中傑在口供紙上簽署，張中傑強調自己是撥開水桶，非踢爛，口供紙上的內容，與他認知的不同，故拒絕承認及沒有簽署。
郭君迪向張傳譯：「如果你不簽，會加控你的罪。如果加控的話，會留案底，刑罰更重，你會更麻煩」，又指「這樣已經是幫你寫好說話，你簽了吧」，「簽了可以走，不簽不能走」。郭君迪又向警察稱張中傑不識字，着警方不用理會張中傑。
張中傑多次強調：「我不簽，他們不讓我走。」邵日贊補充，「聾人欠缺這方面（到警署）的經驗，他們不是慣犯。執法者說不簽不能走，換着是我亦會相信」。張中傑也指，自己是迫不得已才簽下文件。
警用廣東話口語替聾人記錄案情
在口供紙上，除了有張中傑的個人資料外，會面紀錄的「語言／方言」一欄，上面警方寫上的是「中國／本地話／手語」。此外，紀錄中有一段這樣寫：「除非你自己想講啦，但你所講嘅，可能用筆寫低及用嚟做證供嘅」，張中傑指出「口供紙（內容），我用手語回答，警察用廣東話口語寫，你看廣東話口語，聾人可以講到口供紙內容嗎？」，張形容，情況有如「差人屈盲人睇到女人着紅色底褲，你明白嗎？」
言下之意，張中傑所指的是口供紙內容用廣東話寫成，而張的作答是用手語回答，這亦延伸到去一連串問題：警方與聾人或弱聽人仕錄取口供的機制是怎樣？為何用書面形式記錄，而不是錄影？如果不設錄影，而只有警方安排的手語傳譯員一人，如何確保這位傳譯員的傳譯質素？這份口供紙將會關連到日後的法庭審訊的控罪書，若聾人或弱聽人仕認為執法機構手語傳譯員的傳譯內容有誤，如欲投訴，有何證據，從何追索？
張中傑認為，警方向聾人或弱聽人仕取證時，為了「監察對方的手語傳譯內容對不對」，是需要有自行安排的手語傳譯員在場。
張中傑指出，最不公平的是，郭君迪透露她同時是報案人麥姓男子的手語傳譯員，即警方同時採用郭君迪為控方及被告的傳譯員。張表示，在警署會面過程中，曾問及郭，麥姓男子的為人如何，展開了以下對話：
張：你覺得麥係點？(你覺得原告麥先生為人如何？)
郭：佢好狡猾！
張：你點知啊？
郭：佢好多投訴！
張：即係佢上警署投訴，你幫佢翻譯
郭：係
張：明知佢狡猾，做咩幫佢，要我認罪
郭：桶爛咗嘛，無得講，要認咗佢！（水桶爛了，很難辯解，需要認罪）
張：都話無整爛！（已說我沒有砸爛）
張中傑補充，他是以手語及口語與郭君迪對話，張知道郭同是警方接納報案人投訴時所採用的手語傳譯員時，張曾主動向警方要求更換手語傳譯員，但張中傑指警方裝作聽不見，也默不作聲，而郭君迪則拒絕他的要求。
開庭前警方與手語傳譯員慫恿認罪
張中傑的案件（法庭案件編號：STMP1092/18）於2018年11月20日於沙田裁判法院審訊。在第一次審訊，法庭曾為張中傑安排手語傳譯員傳譯其審訊內容。
法官引述案情指張中傑把水桶踢爛，張認為，撥開水桶與踢開水桶，內容有很大差距，張否認控罪。案件安排在同年12月4日再訊。張中傑指，在法庭上自己身處的位置與法官的位置甚遠，他基本上是聽不到法官的說話，他自己是留意法庭手語傳譯員的手語居多。張稱，是次法庭安排的手語傳譯，其所翻譯的內容「OKAY」，沒甚麼特別。手語傳譯員邵日贊陪同張中傑到法庭應訊，邵憶述當時法庭的手語傳譯員傳譯內容沒問題。
同年12月4日早上約9時10分，案件於沙田裁判法院3樓1號法庭進行第二次審訊，邵日贊有陪同被告上庭。邵日贊表示，「升降機門一打開，兩名警察加手語傳譯員郭君迪過來勸被告認罪。」他當時對警方說：「你們叫他認罪，由現在開始，我會記下你們所說的事。」警方卻回話：「你記沒所謂，但不要錄音。」
後來警方更將張中傑帶到法庭的證人房交談。張中傑憶述，當時被手語傳譯員郭君迪問及，他為何第一次審訊時不認罪？郭跟張說，「撥開水桶和用腳踢爛水桶都是一樣」，叫張不用執著字眼。郭又稱，「無事㗎，你認咗佢（你承認了控罪），不要浪費時間」。
郭君迪亦恐嚇被告，「如果你不認罪，就會影響仔女將來讀書，會搞到你家庭，會很麻煩。」當時距離開庭審訊的時間約五分鐘左右，被告表示，這樣為他帶來壓力，亦感到緊張。張擔心警察會小事化大，邵日贊補充，「例如是誤殺會改謀殺，傷人變成蓄意攻擊人，聾人不太明白字意，很怕別人用言語技巧令他陷入嚴重情況」。邵說，張中傑認為當時警方與手語傳譯員是串通好（要張中傑認罪），張擔心如果今次不認罪，將來可能安插另一控罪冤枉他。
被告不勝壓力認罪 向司法機構投訴
開庭後，被告無可奈何承認控罪，法官判他守行為一年。執法機構的手語傳譯員在上庭前慫恿被告認罪，影響被告情緒及想法，如欲投訴，應向誰申訴？多年來為聾人提供傳譯服務的邵日贊，指郭君迪也有為法庭提供傳譯服務，並對其傳譯質素不敢苟同。
同年12月中旬，被告太太去信司法機構，投訴手語傳譯員郭君迪嚴重失德。投訴信件內容指，郭君迪於11月5日首次到達被告住所時，已經拒絕被告尋求律師和手語傳譯員的協助，對方並非在傳譯角度與被告及其家屬對話，而是以執法人員的角色溝通。被告太太更在信中指，「警察並沒有說是拘捕，但郭君迪已經主動說了。」
信中又提及，被告在警署與警方會面時，被郭君迪要求在紙上重抄對方所寫的內容一次，被告太太表示，「要被告簽名，當是自己寫的，才可以離開警署，被告極不同意口供紙上的內容。」12月4日，即被告第二次到法庭應訊時，被告太太在信中指，「郭君迪不斷叫被告認罪，並非來傳譯手語，是以個人意思來說話，有違職業道德，禍害聾人。」她又請求有關部門立即禁止使用這位手語傳譯員。
惟法庭高級傳譯主任陳寶齡以書面回覆指，「手語傳譯員並非司法機構的職員，是以兼職身分提供手語傳譯服務。有關他們接受政府或其他機構聘用時提供服務的情況，司法機構不作評論。」被告很生氣，認為政府不是幫助小市民。
此外，被告及其太太亦就警方及手語傳譯處事不當，於12月17日去信警察投訴課，12月18日警方回覆已將案件記錄在案，並在2019年1月至2月之間約被告會面。被告指出，會面沒甚麼進展，直至2019年6月18日，警方仍是回覆，「調查工作尚未完成。」過了兩年多，至2021年2月17日，投訴警察課才以書面回覆張中傑於2018年的投訴。
張中傑對警方作出三項指控，分別如下：
（一）疏忽職守：三名警務人員於進入張中傑住所時未有向張出示委仼證
（二）濫用職權：兩名警務人員向張中傑作出拘捕後，不准許張聘請律師
（三）濫用職權：兩名警務人員向張中傑作出拘捕後，不准許張尋找朋友以協助張與警方的溝通
就指控（三），張中傑補充，他所指的「朋友」正是手語傳譯員邵日贊，張稱，邵是他的手語傳譯員，亦是他的朋友，「身為傷殘人仕，被警方拘捕找朋友幫助好平常」，但警方拒絕其要求，張認為是不公平的事。而警方的回覆指，就指控（一），相關警務人員否認指控，而鑒於事件中再無其他獨立證人或其他佐證，故警察投訴課將這指控歸類為「無法證實」。
就指控（二）及（三），警方同樣回覆相關警務人員否認指控，並指「當日於現場協助閣下（即張中傑）與相關警務人員溝通的手語傳譯員（即郭君迪）亦拒絕就本課的調查提供協助」。同上，鑑於事件中再無其他獨立證人或其他佐證，故警察投訴課將兩項指控歸類為「無法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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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去世的資深傳媒人李怡曾說：「對未來十分悲觀，但我一點也不消極，活到最後，也要忠於自己，忠於事實。」
《誌》決定將採訪橫跨三年的專題＜聾人司法傳譯制度＞結集成書，讓不公平留下印記。
2019年，張中傑案：張中傑是一名洗車工人，被控刑事毁壞，同時代表控辯雙方的手語傳譯員在庭外慫恿張認罪。張中傑妻子向警察投訴課投訴，至2021年獲回覆有關投訴「無法證實」。
2019年，全聾聾人MHL風化案：MHL被控非禮自己女兒，在被內接觸女兒下體1秒，罪成判囚9個月，最終上訴得直。案件揭發法庭上手語傳譯員多次傳譯錯誤，審訊中無從補救，聾人被判囚後唯一申冤的方法亦只有上訴，MHL還是受了9個月牢獄之苦。
2020年，全聾聾人馬學禮襲擊案：被告被控赤柱監獄中襲擊懲教員，事件中揭示懲教人員經常向聾人「手指指」，不獲派手語傳譯，亦鮮有用紙筆傳訊，與聾人溝通沒有制度可言。馬學禮被判罪名不成立。
2020年至2021年，嚴重弱聽少年羅鎮傑襲警案。反修例運動期間，羅鎮傑被控在銅鑼灣襲擊指揮官，羅鎮傑因聽錯裁判官鄭紀航問題而入獄，上訴至高等法院，被判發還重審。
2021年，嚴重弱聽少年蔡俊軒傷人案。被告被控在時代廣場傷人，獲法庭安排即時字幕審訊，蔡俊軒被判無罪。在手語傳譯以外，開闢一條較有效的傳譯方法。
這些年，記者積極在法庭採訪聾人案件，翻查過去20年的聾人新聞，發現聾人的手語傳譯制度仍依賴一份17名手語傳譯員的名單，司法機構轄下的傳譯名單的考核過程、傳譯員資料及投訴機制完全不透明，上屆政府更明言沒有檢討的必要。更甚的是，仍有案件揭示警方在沒有安排手語傳譯員的情況下，要求聾人上庭受審，經記者調查，這種不公義的情況比內地還要糟。
法國文學家雨果說：「製造不公義，比忍受不公義更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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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3年時間、橫跨反修例運動，
追縱報道6個聾人/弱聽個案，
警署、法庭、懲教署
有關聾人的傳譯制度如何？
一個不透明的、沒有系統的傳譯制度，
6個被告揭示制度不公，
這些不公源於我們的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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