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份審計報告揭露，死亡證記處人手嚴重不足，或令獲取死亡證的時間延長，有市民最遲花1年8個月才取得死亡證。去年《誌》報道一名患情緒病的聾人未獲醫院手語翻譯安排，出院翌日跳樓自殺，家屬質疑院方溝通問題錯判病人可出院。事件煎熬遺孤一整年，今年四月才終於等到警方調查報告，死因庭不知會否開庭，一張死亡證更是遙遙無期，死者女兒Eva 只有苦等下去。
父親死因公道未討，女兒Eva應付父親身後事，引申一連串的荒謬事情，「你行出去（辦理身後事）所有人都說（需要）死亡證、死亡證，全部都是（需要）死亡證」。
無了期等一張「死亡證」，是如何折磨遺孤？
審計署日前發表報告書，指本港簽發死亡證明書的數目由 2010年的 29,438 宗增至 2019 年的 68,036 宗，升幅為 131% ，報告稱辦理死亡登記的工作量顯著增加，但相關職員人數卻沒有改變，可能導致服務的等候時間較長。
一名五十八歲患有抑鬱症的聾人陳先生（化名），去年4月到葵涌醫院精神科求診，留院期間院方未有為陳先生安排手語傳譯，只有小學程度的陳先生，大部分時間以紙筆形式與院方溝通。院方僅在出院前安排手語傳譯員向陳交代出院情況。惟陳先生出院後不足24小時墮樓身亡，陳先生家屬質疑院方屬醫療失職。
家屬不滿醫院回覆 遭法援拒絕支援
去年陳先生身亡後，其胞妹（陳小姐，化名）及21歲的女兒Eva（化名），與院方會面並對院方作出投訴，又循法律途徑向院方提出因醫療疏忽致人命傷亡的索償，惟其申請遭拒絕。
去年七月葵涌醫院予陳的家屬書面回覆指，醫療團隊有持續透過紙筆及身體語言與陳先生溝通，否認陳的意外是醫療疏忽。就Eva 對葵涌醫院的提告，法律援助署引述一名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學系教授的意見，指出陳先生接受的治療沒有涉及醫療疏忽元素，法律援助署在今年3月回訊拒絕Eva 的提告申請。申索被拒，不知死因庭會否開庭，死亡證更是遙遙無期。
「龍耳」創辦人邵日贊舉行記者會盼向公眾揭露事件，陳小姐希望藉法律訴訟為兄長討回公道。邵日贊找來手語傳譯員兼現就讀中大臨床心理學的碩士生朱憫謙（Ham），駁斥法律援助署的專家意見。Ham 認為應對情緒病聾人出院時，院方有責任為病人做一個全面的風險評估，並安排一名具備精神健康傳譯訓練的手語傳譯員傳譯，而非僅靠醫生一人決定就允許病人出院。邵日贊指事件反映聾人在主流社會中接受醫療服務時，其性命及安危得不到保障。
在百頁的醫療紀錄，內載醫生與Eva 爸爸會診、評估及用藥記錄，及院方十年前以紙筆形式與爸爸溝通的謄本，惟Eva 發現紀錄中爸爸去年入院的溝通資料則欠奉，質疑有所隱瞞。她認為醫療報告是從醫護角度寫出來，她已無法得知爸爸生前在醫院留院的經歷，Eva 疑惑地說，「看後我也解釋不了，為何院方寫的，與我爸爸出院情況是相反」。
人離世後電話商續追「死人」數
Eva 媽媽四年前在家暴斃，送院不治。據Eva 認知，批出死亡證的程序，是要待警方完成一份調查報告，並將報告交給法庭，由法庭來定斷案件是否需要展開死亡研訊，如否，家屬可循生死登記處登記領取死亡證。
早年媽媽的死亡證等候時間是大約1年，Eva 原預算今次爸爸的情況也類同，惟她日前得知，警方在今年4月19日才把報告呈交上死因庭，意味死因庭根本未審理其案件，等待時間或比一年更多。
為免觸景傷情，Eva 曾向房署申請調遷，惟至今未有音訊。Eva 現時獨力承擔三人單位、每月大約二千多元的租金。母親離世，三年前單位轉了爸爸的名，Eva 憶述那時房署規定轉名手續必須要媽媽的死亡證佐證，故等了一年才能辦理。Eva 未有爸爸的死亡證，去年卻獲房署准許以「火化紙」作為替代文件，辦理單位轉名事宜，而水費轉名手續亦隨房屋轉名手續而更改。
沒有死亡證，生活瑣事如房屋、水、電、煤、電話費、重要事如遺產承辦、銀行、強積金，Eva 在查詢時都一波幾折，大部分無法處理。
早年媽媽去世時，Eva 憑媽媽死亡證將電費和煤氣費轉了自己名，故這方面今次未遇上問題。可是爸爸的電話已無法開機使用，她每月仍收到電訊商信件要求爸爸繳交電話費，Eva 未有繳交，累積多月，電訊商更出律師信警告若再不繳交，會告上小額錢債審裁處。
沒有「死亡證」便Cut不了台，對於電話台追「死人數」的政策，Eva 表示十分無奈，她曾帶著爸爸的火化紙到門市向職員講理，指爸爸已過身，希望電訊商可以終止爸爸的電話服務，但職員指他們只受理死亡證。
Eva 手持火化紙，都無法證明爸爸已去世的事實，縱然她覺得「一定要死亡證」的安排很奇怪，她只能無奈接受，說「沒辦法，程序上是這樣」。
申請遺產承辦書手續程序顛倒
Eva 致電遺產承辦署了解辦理遺產手續，職員回覆須有死者的死亡證，才可以申請遺產承辦書，有了這本證書，Eva 才可以處理銀行和強積金的事。近日Eva 申請了「死亡事實證明書」，她說這份證明書就像「身份證的行街紙」，她用這份證明書，加上其他由署方要求的文件，嘗試申請處理爸爸遺產。職員再三囑咐領取死亡證，也是要把死亡證交回遺產承辦署。
申請遺產承辦書時，署方要求Eva 要填上爸爸的保險、銀行、強積金等等的資料。Eva 又逐一聯絡各公司查詢爸爸的帳戶資料，如處理強積金須聯絡積金局了解爸爸生前有多少個帳戶，如果漏寫了，又要來回幾次再入紙申請更改，Eva 最不想有仼何遺漏。
Eva 聯絡積金局，但積金局說基於私隱問題，回覆要有遺產承辦書才可以透露死者的帳戶資料，Eva 嘗試據理力爭，「唔得喎！（遺產承辦署）一定要拎到你哋資料，我先可以拎到遺產承辦書，再畀你哋」，職員回覆「睇下有無其他有份量文件可代替」，Eva 認為這是「程序顛倒」。Eva 出動了她持有的所有文件，包括爸爸死亡事實證明書，火化紙、加媽媽死亡證（證明配偶已離世），最後積金局才收到回覆爸爸的強積金公司名稱，至於詳細的強積金成員編號，幸而Eva 在爸爸的信件上找到，才少了一絲煩惱根。
苦等接近一年，Eva 聯絡過生死登記處問爸爸的個案進度，職員回覆，「開了file（檔案），但程序未完成，所以覆不到（死亡證何時批）」。這年間，「係咁㗎啦，都係要咁耐」，「都係無辦法」，Eva 見怪不怪，所有程序都沒有確實時間答覆，Eva 也無計可施，慨嘆「唔知道要等幾耐」。
遺孤：紙筆與聾人溝通存一定危險
去年副學士課程畢業後，Eva 未有升讀學士學位課程，選擇工作賺錢交租。因懂得手語，在引薦下Eva 現於聾人中心仼職手語傳譯及文書助理。Eva 說，從小到大，她身邊沒有同齡的聾人朋友，以前打手語僅限於與父母溝通，而溝通內容大多圍繞吃、喝，或是生活上的話題，所以習慣了父母與自己在家打手語，在外或用紙筆與他人溝通。如Eva 知道爸爸在工作的餐廳是用紙筆與同事溝通出糧安排。惟Eva 在聾人中心工作後，她認為用紙筆與聾人溝通是「不okay」（不可行），而且做法極危險。
Eva 憶述，有次有一位聾人會員要到醫院門診應診，Eva 因未能親自陪同，於是為會員提供視像傳譯，但醫生以「不方便」為由，不允許視像診症，故Eva 只好退而求其次用WhatsApp 與醫生溝通，正常理應是醫生用口語問診，Eva 將手語錄成片段問聾人，然後聾人用手語錄片段回覆，Eva 看後再用口語傳譯。
由於傳譯需時，Eva 說，醫生簡單問了一次病人的痛症後，其後問聾人有否藥物敏感，Eva 指要再打手語問聾人，醫生卻說「不用了，我們用紙筆溝通」，Eva 嚇呆了，很擔心，即時反應是「吓？唔得喎！」。
Eva 回神過來，指「認為用紙筆可與聾人溝通」這想法是源於社會對聾人的不理解，而發件發生在醫療層面，更顯著反映當中的危險。Eva 認為，手語不只是動作、輔助工具、技巧，而是一種語言，同一個手語打法，不同表情、口形，手語的表達意思已經可以有分別。而且，聾人或比較難明白抽象概念，或手語中比較少名詞。如遇上艱深難明的字眼，手語傳譯或要舉例詮釋，讓聾人明白。
Eva 想起醫務社工曾在電話指爸爸在醫院時，時常用手指指向太陽穴，Eva 當時理解這手語為「知道」，爸爸出院當日也有反覆做，她看到爸爸的表情，Eva才知道爸爸想指自己「失智」，意指失去智慧，頭腦混亂。爸爸向Eva 表示，他因頭腦不清醒而未能上班。
陳先生生前亦不斷做「打針」手語，表示自己想安樂死。
Eva 說，這些心理狀態不是用紙筆可以溝通，她稱，「他們（醫護人員）不改變認知，他們可以一直堅持自己沒有醫療疏忽。當社會也是這樣（紙筆）理解聾人，聾人更加申訴無門。紙筆是一個無效的溝通方法」。
網民指摘意外責任在家屬 聾人家屬盼社會多了解
Eva 坦言是工作後多了接觸聾人，才發現聾人較難讓他人明白自己的想法。她有時會代入爸爸生前的心理狀態，「他已經是一個抑鬱狀態，入醫院後未能與他人溝通，還被院方安排病床在角落位置（院方解釋因不想有聲音打擾到陳先生，但陳小姐其後駁斥院方，指其兄長是聾人，聽不到聲音）」Eva 也覺院方的說法荒謬，也不禁想「爸爸當時的感受是怎樣呢？」
Eva 坦誠分享，「有一段時間，我很消沉，但那時候我還會上班」，Eva 說，「健聽人士有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可以致電），但聾人呢？」去年爸爸事件經媒體曝光，Eva 難忘當時有網民批評聾人家屬，認為陳先生於出院後，家屬也有責任照顧。Eva 則無奈地表示，一般家屬對醫療體制也有很多不認識，對於情緒病、藥物效用、有否副作用等等，都是選擇相信醫生的判斷。
如果不是爸爸的事，Eva 並不知道醫管局有免費手語傳譯服務，而主診醫生亦從未向Eva 提及院方有這項服務。Eva 想平反，「聾人家屬也有很多事不知道」，例如Eva 是事後才知道有些日常與父母用的手語，僅限於他們一家人明白，在其他聾人認知根本沒有這個手語存在、事後才知道火警燈對聾人的重要⋯⋯Eva 稱，「真是經歷過，才慢慢對這些（聾人的）事有更多的體會」，現時Eva 最大的願望是可以遷離原有居所，減輕生活壓力。
「心情消沉，都要繼續生活」，Eva 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