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回家」,一個看似簡單的承諾,對於外傭,並不容易實踐。宏福苑大火奪去10名印傭與1名菲傭的生命。外傭不幸客死異鄉,確認身分、運送遺體回家,乃至在故土舉辦喪事,每一件事也艱難,也叫家屬痛心欲絕。工權會走訪印尼探訪問傭工家屬,與他們舉辦告別儀式,聆聽罹難者生前的故事。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幹事謝欣然表示,家屬往後的路並不易行,希望可以保持聯繫,在往後的十年繼續協助死者家屬。
回家了 墓前澆水告別
一場無人能預料的世紀大火,黯然帶走Yayuk的姊姊Sri。Yayuk徹夜未眠,她抵著頭痛和胃痛,到便利店買了一罐凍咖啡提神,在大圍站外乘搭64K線小巴。不消10分鐘,小巴便將她送達目的地,協助Yayuk尋找Sri的工權會幹事謝欣然早已在門外等候。喝咖啡只會加劇Yayuk的胃痛,謝欣然便用豆奶換走她手上的咖啡。
Yayuk在與姊姊告別前,先得完成繁瑣的程序。登記、等待叫號,法醫向她詢問Sri生前的身體狀況:「姊姊有沒有長期病患?有沒有遺傳病?」她努力逐一回答問題,完成這些例行程序。殘酷的是,她始終未能見至親的最後一面。

大火發生三星期後,死者家屬陸續辦妥相關手續。Yayuk說要充當姊姊的保鏢,與Sri的棺木一同回家。除了Sri之外,其餘在宏福苑大火中罹難的9位外傭也在一個月後陸續回到家鄉,讓家人好好地與他們道別。2026年1月,謝欣然走訪印尼12個城市,探訪其中8位罹難者的家屬。來到逝者的墓前,謝欣然撒下花朵,往墓上澆水,舉行一場溫柔的告別式。
告別一千天
謝欣然首先探訪Yayuk的家。Yayuk在帶Sri回家後的第一天,便把她安葬在村子的墓園裡。Yayuk帶著謝欣然來到Sri的墓前,她們在墓上撒下依蘭依蘭、茉莉、玫瑰等鮮花,再澆水為墓地降温。
謝欣然稱,花香能表達對逝者的敬意,澆水則有淨化的意味,這些都是當地文化與伊斯蘭的傳統,「平常我們清明拜山會點香燭、燒炮仗,但這不一樣,很温柔。」
然後,在逝者過世第四十天,家屬會舉辦一場祈禱會,邀請所有村民到家中用膳,一起為逝者祈禱。第100天,家屬會再次舉辦祈禱儀式,重覆一次40天時進行過的步驟。直至第1000天,家屬會進行最後一次儀式,並裝上大理石墓碑(Kijing Makam)。
這段日子,Yayuk每天到Sri的墓前拜祭,與她談天。有人跟她說,不能在逝者的墓前哭泣,因此她一直努力不讓淚水沾濕墓碑。直到謝欣然探訪的前一天,她如常去看望姊姊,守墓人將水交予Yayuk,就在她澆水時,淚水不經意的隨著水流流向墓石上。
謝欣然認為,印尼整個祭祀傳統,是家屬排解傷痛的過程。若要問1,000天是否足以讓他們放下,「1,000天相等於約3年多,在我所跟進的個案中,可見家屬的傷痛是不會消失的。」家人長期在外工作,本來就很少見面,「只是你有時可以跟她講電話,你會知道她過世了,但還是會一直等著她回來,這是一個延遲的悲傷。」


誰來承受錯誤的代價?
在踏上那2,444公里的遠征之前,謝欣然內心曾忐忑不安:「我不知道他們怎樣理解一個香港人在這個時候到訪。我內心會覺得,是香港人做得不好,才會讓火災發生,這個代價不應該由他們去承受。」
她曾經幻想,家屬不歡迎他們的到訪,甚至會責怪他們。可是,這些幻想最終沒有成為現實,到訪的8個家庭也非常熱情,準備了豐富的飯菜和好吃的糕點。有些家屬敞開心扉,分享感受。
死者Desy的弟弟向謝欣然細說姊姊的故事。
40歲的Desy來港工作已20年,起初她是為了幫補家計而來港,後來家人勸她早日歸家不用再擔心家裡的經濟,而她每次都說:「明年就回去。」十年前,她曾回鄉過一次,後來又回到香港工作。謝欣然看到家中堆疊著Desy寄回來的日用品,才知道「明年回去」非虛言,她早計劃今年回家,一場大火卻她未能兌現遺願。
剛得知Desy的死訊後,弟弟腦袋一片空白,手腳感到一陣麻痺,他當下只想到,不能讓父母知道。不過,瞞不了多久,父母最終得知女兒的死訊。沒有任何形容詞能描述他們那刻的悲痛,弟弟說,他們甚至哭到暈厥。
作為一個生意人,弟弟多少能理解姊姊與其他移工在外工作的心情,「為甚麼他們不去沙地阿拉伯工作,而到香港做事?因為覺得香港安全、有制度。」對於香港發生這種大型意外,弟弟感到難以置信,他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做錯事,「我會跟他說,我原諒你。」
謝欣然聽畢弟弟的回應,一時語塞。過了好一段時間,她回頭問弟弟:「為甚麼?」弟弟:「那個人一定有他的家人,我們一家已遭受了失去親人的痛苦,我不想其他人再經歷這些痛苦。上帝也會寬恕,為甚麼人類不可以呢?」
放置在一旁的手機背後,是一張Desy與弟弟的合照。

他們走了以後
Siti與丈夫育有一子一女,兒子今年17歲,女兒11歲。女兒5歲時,Siti便離家到港工作,即使合約期完結,都只會出境到澳門,其後再重新入境香港工作。6年來母女聚少離多,女兒一直期待母親回家,怎料最終也沒有歸期。
女兒性格內斂,直至謝欣然第二次探訪,女兒才敢與她說話。她說,母親曾答應她回來送她一條刻有她名字的手鏈,作為她11歲的生日禮物。Siti的母親表示,女兒一直很想念母親,有時會穿著她的衣服,又有時會拿著培訓中心的教材來讀。
拜祭Siti那天,謝欣然在墓前說:「你放心離去吧,我會照看著你的母親和子女,讓他們有書讀。」同一番說話,她也對Siti的女兒說了一遍,女兒聽畢後抱著身旁的父親哭泣。
其後,義工表示,女兒很擔心母親離開以後,就再沒有人會為她供書教學。

事實上,向家屬送上民間捐款,也是謝欣然探訪的目的。失去經濟支柱後,不少家屬陷入經濟困境:Darwati丈夫早已去世,父親亦在她下葬後因健康問題去世,遺下她的孩子們,23歲的哥哥需獨力照顧弟弟;Novita的父親長期卧床不起;Dina家庭本有經濟困難,甚至需要向店舖借款辦葬事。
謝欣然補充,家屬舉辦一次葬禮,大約要花費港幣一至兩萬元,「這個金額其實跟他們的收入不成正比,例如一個務農的人,每天收入只有港幣20元,一個月做盡30天,都只有幾百元。」花費了龐大的開支後,家屬未來更多的是未知之數。
許了十年的承諾
政府於於2024年12月15日公布,向外傭死難者家屬發放港幣20萬元慰問金及5萬元殮葬金;另外,勞福局局長孫玉菡曾表示,他們可獲得超過50萬元的法定補償。不過,謝欣然曾表示,這些金額對於印尼物價而言相當高,若一次性發放,或會對家屬帶來風險。
這次的探訪亦證實了工權會早前的推測—有家屬向謝欣然表示曾遭詐騙,騙徒要求他們付款才會把遺體運回印尼;而印尼領事館當時要求每個家庭派出指定一名家屬接收所有資助,導致部分家屬未能將資助款項平均分配給其他家庭成員。

儘管謝欣然已將民間捐款平均分配給每位家屬,但有關逝者的勞工法定補償尚未處理完畢,難保以後會否再出現金錢相關的問題;尤其是對於尚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更需確保資金能維持他們的學業及生活。
「在小孩的理解中,對『賠償』與『捐款』十分陌生,他們不容易理解到,母親因工身故後有賠償的,他們會繼續有錢用。」謝欣然稱,子女可獲得法定補償的45至50%左右,取決於父母其中一方是否尚在世,「但如何交付款項是一個有待處理事項,是應把所有款項交給監護人或存入子女賬戶,還是存入法庭,由法庭每月匯款給監護人?」
孩子無法理解如此複雜的安排,謝欣然只能對他們說,只要用心讀書,一定會繼續提供協助。這句話,也是對她自己說。「我也想繼續與他們保持聯繫,以後如果他們在讀書上有甚麼困難,或家中有變故,我們都能繼續幫他們。」
前往印尼前,謝欣然於工權會撰寫了一篇手記,題為《許一個十年的諾言》,因為她曾在訪問中提及,索償程序漫長,少則一年,長則3年,甚至可長達10年,「其實就算是十年的承諾,我覺得也不誇張。我想像到將來他們有需要時,我都一定會幫忙。」

10名罹難外傭名單:
| 姓名及年齡 | 國籍 | 工作地點 |
| Sri wahyuni(42歲) | 印尼 | 宏昌閣 |
| Siti Khotimah(40歲) | 印尼 | 宏泰閣 |
| Erawati(34歲) | 印尼 | 宏泰閣 |
| Desy widyana(40歲) | 印尼 | 宏昌閣 |
| Dina martiana(38歲) | 印尼 | 宏昌閣 |
| Yasmiati(43歲) | 印尼 | 宏昌閣 |
| Darwati(48歲) | 印尼 | 宏昌閣 |
| Novita(32歲) | 印尼 | 宏昌閣 |
| S | 印尼 | / |
| Esteban Maryan Pascual(40歲) | 菲律賓 | 宏泰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