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年誌—— 八九十後帶著家當捲入夏慤道的漩渦

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前路未明，爆發信心危機，有人放低一切遠走他鄉，有人漏夜趕科場。當年只有12歲的李炯於1994年以家庭團聚之名來港定居，他這種「新移民」一點也不新，早已落地生根。李炯由懵懵懂懂的新移民成為服務社區的一份子，至今仍是政黨民協成員。

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本港經濟陷入困境，十年後再來一波金融海嘯。其後無人預測金融海嘯後樓市大升，內地人趕來港產子，「雙非嬰兒」湧現令中港矛盾日益激烈。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於2008年以17歲之齡來港，體驗不一樣的大學生活，投身大企業，成為香港新精英。張欣宇承認自己是「港漂」，但早沒有「漂」的感覺。

經歷2019年的動盪時代，二人各有身分，各自塑造心中的獅子山。

1994年，為何非離鄉不可？

未等記者開口，提前收到採訪問題的李炯便把自己的童年娓娓道來：「我爺爺是行船的⋯⋯」，香港是他們船隊經常停泊的地方，所以祖父長期在港工作。後來，祖父選擇回到汕頭結婚，所以李炯的父親和姑姐均在汕頭出生，「阿嫲在我小時候一直問阿爺，為什麼他的姊妹都在香港，但他卻要回到內地去？」

於是，李父在1988年帶12歲的李炯前往香港與爺爺「家庭團聚」。1994年10月，他與母親以同樣理由「移民」香港，把小他幾歲的弟妹留在汕頭讓祖母照顧。李炯還歷歷在目，記得當時自己12歲，在內地準備升小四，突然收到香港的入境通知書，要從速辦理退學，「那時候感覺很突然，而且不捨得，阿嫲和弟弟妹妹全部都在大陸。」

他們倚著行李箱攤坐在深圳的天橋上，李炯看見天橋五星紅旗旗海飄揚，想起自己以往每天早上，也會在小學的運動場上對國旗敬禮，對國旗有種莫名的親切感，「那時有點依依不捨，好像要跟最熟悉的事物道別。」來到當時還在英國殖民管治的香港，李炯抬頭看見那面自己不是熟悉旗幟，是一面有著兩隻獅子的香港旗。

西環是潮州人的聚居地，他們一家三口蝸居在堅尼地城80呎的單位。李炯的廣東話口音惹來同學嘲笑他做「大陸仔」，雖然老師挺身而出喝止，可是站在李炯的身邊亦只有老師，小學年代沒交到一個朋友。

李炯比其他港孩早知道「愁滋味」，他唯一娛樂就是開電視看「超人」節目。坐在斗室，他不禁懷疑：為什麼在大陸家裡有幾層樓高的房子，還要那麼辛苦在香港？

那時候，李炯總會問父母，什麼時候可以回家，母親會跟他說過年時，然後他就在日曆上摺起一角，提醒自己回家的日子，「過年回家前一晚一定會興奮到睡不著，4、5點就要起床。」過年後，一家人坐船從內地回港，每次遙望遠方的家鄉，彼岸的景色漸漸離開他的視線，每次回程也哭得誇張。

記得家鄉早於1986年買了一部日立電視，當年已算是光宗耀祖：「話說回來，大陸那種生活真是無憂無慮，周圍跑，我記得阿嫲說我們是村子裡第一戶有電視的家，星期六、日和假期，有很多小朋友會一起圍在我家看卡通片。」

臨近97回歸，李炯經常在入境處看見有人排隊，他當時聽聞這些人都是申請BNO（英國民國民（海外）護照），又會在補習時會聽見老師說要移民。家人曾經談論過應否申請BNO，「但我們全家都沒有申請，因為我們來到這裡之後的體會，都覺得是不開心的。」

1997，中途站要往哪裡走？

隨著主權移交，李炯與父母也從原先的單位搬到寶翠園附近的一個小單位。李炯開始準備升中的學能測驗，成功考入銅鑼灣聖馬利亞堂中學，「那時才知道原來學校分為Band 1至Band 5，幸好這家不是Band 5。」

剛升讀中學，李炯的生活狀況沒有多大的改變，同學對他的歧視持續至中二、三。生於基層，自中二起他便到連鎖傢俬店工作，幫補家計，「那時候在銅鑼灣坐巴士$3.4，午餐去大家樂吃焗豬扒飯$16，回程巴士價錢一樣，我計好每月上學日數及所需的錢，只向父母拿這些。」

不過，不變的還有他每年引頸翹望的家鄉之旅，「在深圳坐長途車去的時候還是很開心，但坐回程車又要倒數，看著窗外的風景，那種情感很複雜。」每次要從家鄉回到香港，李炯也感失落，但家鄉的人總對他說為了前途，推他到一個「不屬於他的地方」，幸好中學歷史老師帶他參與公民教育活動，他才漸漸對香港產生歸屬感。

中五畢業後，李炯升讀副學士先修課程，結識一名神父，從中了解社工的工作。升讀副學士後，他亦選擇修讀社工，「在協青做實習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這工作可以幫到人，幫助人會令自己覺得開心。」

畢業後李炯投身社工行業，雖然他一向怕被人知道說話有口音而選擇寡言，但當社工後，他變得開朗，因為他覺得這工作能夠幫助新移民和其他有需要的人。從此，他漸漸在香港找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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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校園潑精液判罰$5,000 / Interview：同是異鄉人《但願人長久》記兩代新移民 / 9月大事回顧

2008年，唱國歌怎麼他們都站起來了？

立法會大樓現正進行翻新工程，議員的辦公室臨時搬到隔壁的中信大廈。15樓的風景居高臨下，清晰看見香港經濟的核心地帶。身為在「完善」立法會選舉後的議員張欣宇接過記者的卡片寒喧一句「好久不見」。

你是一名港漂嗎？張欣宇自顧地解釋說：「『港漂』這個字一般都是大學或之後來香港；如果是中學以前來的就是『新移民』。當然兩者都是新香港人，但又有一些不一樣。」他認為，如果在中、小學便來港的人，人生的基礎教育和觀念都在香港形成，港漂則從小在內地接受教育。

張欣宇形容自己處於兩者之間，他在17歲時從深圳來港讀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來港時適逢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其時香港經濟正陷入困境。他對於香港尚算有認知，畢竟只住在一河之隔，有時也會來港旅遊，「有時同學們會從香港買東西回來說『這對波鞋我在香港買的』，這是他們覺得很自豪的事。我們那個年代，內地剛改革開放有成果，但還不是像現在內地一樣什麼都買到，有很多東西還是香港才買到。」

九十年代廣東電視台仍然刻板，廣州可收看香港電視台的頻道，張欣宇最喜歡看TVB、ATV；隔岸看香港電視餸飯的張欣宇自以為很認識香港，怎料在大學很快就遇上Culture shock（文化衝擊），他沒想過在大學住宿舍會有如此濃厚的舍堂文化。他剛進大學便參加了籃球舍堂隊伍，除了練習打球外，還要很嚴肅地開會至凌晨2時，結果常因起不了床而「走堂」。

儘管心中對未來的憂慮，他還是享受香港的大學生活，「覺得新鮮吧，有那麼豐富的學校活動，又有那麼大的自主權。」他有時亦會參與學系的外出活動、比賽。他記得有時候開會或參與活動至通宵達旦，便會與同學一起飲早茶。

2008年，張欣宇與同學約好一起觀看北京奧運開幕式，「我到現在還記得，升國旗的時候，舍堂的人都自己站起來，這下對我很大衝擊，內地升國旗已是恆常的事情，聽到也沒有意識要站起來。我可以感受到身邊那些人，是有種發自內心的尊重。」

2019年，置家建業，在港不漂

兩年的大學生活轉眼即逝，張欣宇開始面臨規劃未來的難題。父母都期望他能在完成學士課程後繼續升學，倘若不能在港升學便往海外去；第二個選擇則是在香港工作。他成功取得港鐵實習生的職位，「那段時間是很重要的轉捩點。」他認為港鐵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大公司，2007年正值地鐵與九鐵兩間公司合併，公司聲譽良好。他形容公司國際化，在實習生團隊中，每人都幾乎來自不同國家。在實習期間，他意識到自己有能力完成上司要求，並感覺能產生一些價值。

於是，他停學半年，繼續任職港鐵的實習生，「我找到了Sense of achievement（成功感），有些工程上的問題，都開始有能力自己解決。」港鐵的上司，甚至把一個辦公室的工程交給他跟進，「做完我就覺得，我有信心在香港留下來，在這個社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肯定會把香港稱之為家，現在更不用說了。」張欣宇認為，在大學時期他對香港未算投入，但在工作上認識了朋友、建立家庭後，這種感覺已逐漸增強，「所以你說『港漂』這個字，我都認同，技術上是絕對沒問題的，但心情上，我一點也沒有覺得『漂』，反而放假到外地玩十天八天就會覺得『漂』。」

2019年8月31日，張欣宇為尖沙咀站經理，他當日在太子站出現，並擔任了總指揮的工作。他其後在媒體報道上表示，他親歷了「831事件」。他強調當天太子站無人身亡，並指「如果當晚在車站有人死亡，如果打死人是真相，就等於在場幾百名警員、所有消防救護、港鐵職員以及出現的乘客，全部都有參加這個串謀，大家想一想這件事在香港有沒有可能發生。」

「2019年對很多人影響很大，我們是首當其衝。後來出現太子站事件，變了多人關注，需要面對大時代。」後來，他開始為社會作更多思考，亦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去討論，更撰寫政策倡議。

2021年，他代表新興政黨「香港新方向」參選立法會選舉，以28,986票當選新界北區立法會議員。當選議員後，他覺得看到了香港的掙扎，「尤其是如何處理跟內地的關係，07、08年應是兩岸關係的高峰期，去到14年佔中、19年，一直變差。」

在內地成長，選擇留在香港工作，張欣宇認為對兩地均有感情，兩地社會亦有問題存在，當看到中港兩地有「傷感情的事」，「只希望變好些，不需要存有敵意」。記者問，你到底是不是共產黨員？張欣宇笑著回答：「香港有共產黨嗎？沒有這個組織吧。內地有，但我已miss咗（失去了）在內地加入共產黨的機會，我離開內地時不夠歲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