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喧囂到無聲:當法庭程序限制報道,記者該如何報道下去?

47人案
國安法對於大眾依然陌生,但《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及《裁判官條例》第87A條的報導限制,國安案件的內容未能全面記錄下來。
  1. 228 大審判
  2. 馬拉松式國安法聆訊 法庭滋長吃人的荒謬
  3. 傳媒申請報道保釋程序被拒 裁判官質疑被告「動人故事」與公眾利益無關
  4. 控方申上訴保釋決定押後 辯方申請臨時保釋遭拒
  5. 法官就初選案保釋申請決定頒下判詞 政治影響力、立法會投票紀錄、香港獨立決心均納入考慮因素
  6. 由喧囂到無聲:當法庭程序限制報道,記者該如何報道下去?

編者話:

「35+初選」案47名民主派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罪名之重和被告人數之多也是史無前例。觸目的47人案尚未交付高等法院,正審一再延期,多名被告保釋被遭拒絕,法庭記者們均表示:根本預計不到審訊期。高院法官杜麗冰最近在范國威第二次申請被拒時就開庭審訊「限期」作出建議,不獲保釋的被告已還柙逾一年,下級法院需設立「最後限期」。倘若法院再不「設限」,意味著民主派初選案的被告只能夠無了期的等待,最終不論有罪或無罪,不能保釋的被告也須在獄中渡過至少兩年的光陰。

過去一年,《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先後被取締,《眾新聞》於今年停運,重視法庭新聞的傳媒紛紛倒下之後,法庭新聞內容難以曝光,加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及《裁判官條例》第87A條的報道限制,法庭的記錄範圍一再縮窄,公眾的記錄漸漸遠離大眾的視線,而且亦難以平衡公眾知情權。

昔日坐無虛席的記者席,今天總有空座,在種種規範下,觸不到的紅線為記者添恐懼,無了期押後聆訊亦同時在慢性消磨被告和記者的意志。「無止境」的消耗,司法程序蓋過了公眾知情權,記者該如何報道下去?

一再押後的案件,對記者來說是一種慢性的精神消耗。

一年前的3月4日,西九龍裁判法院記者室,擠滿近50人。地板可以坐的位置都坐滿了,眾人全神貫注在前方的電視螢幕,等待四日四夜聆訊的最終結果。15個密密麻麻、手指頭般大的人站起來,裁判官宣布他們獲准保釋。

但不到十分鐘,裁判官又宣布他們須還柙,引來一陣鬨動。被告的神情無法在螢幕辨認,很多記者奪門而出,門一開,傳來樓下聲援人士的打氣聲,過去四日只能透過螢幕一睹至親的家屬,哭泣聲響徹法院大樓。

一年後,法庭擴建了,被告欄內設了可容納50人的三排灰色長櫈,律師、記者和公眾席亦增加了,仿似專為這案件而設。但已失去記者身分的T(化名)苦笑,記者席已再也坐不滿。

過去一年,初選47人案被告相繼在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案件多次押後,亦多次開庭處理被告申請和法律爭議。但基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及《裁判官條例》第87A條的報導限制,公眾對這宗轟動全城的案件,幾乎一無所知。

本文訪問三名曾跟進47人案的記者,這年以來,他們觀察到什麼?又如何思考和面對報導的限制?《蘋果》等媒體相繼消失後,對他們有什麼影響?記者又可以怎樣報道下去?

新高度

「《國安法》執法嘅新高度。」在延伸庭看着螢幕上豆大的47個人頭,跟進過不少《國安法》案件的記者Alice(化名)這樣想。

去年3月1日,47人涉組織及參與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於西九龍法院提堂。那時《國安法》實施8個月,四大罪行中的「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勾結外國勢力」和「恐怖活動」均已被用作檢控,但動用「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而且一次過同時提控47名政治人物,則是首次。

一條罪名,令47個不同光譜、不同世代的民主派人士頓成了被告。「大家係真係見到個法律嘅威力係好powerful,係好前所未有咁勁嘅工具。」Alice苦笑。

戴耀庭在2021年2月28日進入警署之前,曾在社交媒體撰文指短期內會在牢獄之中。

「前所未有」,大概是許多人對這宗案件的感覺。

先是人數之多。47名被告,再加上各人的律師團隊,早把正庭內95席都坐滿,記者、家屬和旁聽人士只能在延伸庭觀看直播,還有更多未能入庭的人在外面守候。

記者室的電視、延伸庭的大屏幕和供記者使用的電腦螢幕,畫面被切割成好幾塊,分別顯示裁判官、被告和控辯雙方律師的樣子。所屬媒體現已停運的T(化名)記得,當時被告欄坐滿了,有人要坐在欄外,被告的樣子依稀還能辨認,但有時一句半句喊出來,聽聲音也未必認得。

有時甚至連聲音都聽不到。提訊首日,被告開庭前的聊天意外「入咪」,何桂藍唱歌,岑敖暉說「切忌懷憂喪志」,林卓廷亦高呼「老婆我愛你!」。不過翌日,開庭前的直播聲音被關上了,有記者投訴也只被告知,延伸庭一向都不會轉播開庭前的內容。

「呢方面一定係唔理想,有啲觀察記錄唔到,有局限。」T語帶無奈說,庭上氣氛、被告神情和反應都是法庭記錄的一部分,奈何因人太多未能安排。

史無前例的,還有整個聆訊的長度。因為律政司反對所有被告保釋,辯方律師需逐一為被告作保釋陳詞,中途還因控方未準備好而休庭。「馬拉松式」聆訊歷時四日四夜,首晚裁判官更一度打算通宵進行,直至有人凌晨1時44分暈倒才決定休庭。

對上一次這樣誇張的情況,已數到2019年11月20日,242人因「營救理大」被控暴動。當日法庭破天荒將被告分成多宗案件,分別帶到六個裁判法院處理,最遲凌晨1時多才完成。

「嗰陣覺得開到半夜已經好誇張,原來可以再突破啲嘅⋯⋯」,Alice苦笑。初選案那數天,法庭來來去去都是那些面孔,草草啃下外賣飯盒,聽到深夜,翌日又早早回法庭排隊拿籌。雖然Alice直認,聽到後來人已經有點麻木了,身體的精力及專注根本無法維持,也有記者累到趴在桌上休息。

Alice形容,那四天「對所有Parties都係好大嘅折磨」— 不僅被告、律師、記者、旁聽人士身心俱疲,就連主控第一晚亦忍不住站起來說想吃晚飯。對她來說,「個痛苦係無差別,只不過你企嘅位置唔同,可能要承受嘅後果就有好大差異。」

聆訊時間之長,令他們陷入尷尬的局面— 未正式還柙,又未獲准保釋,結果第二晚提堂,自辯的大律師劉偉聰終於忍不住說起,這幾天大家都沒能洗澡更衣。

建制媒體法庭記者的阿君(化名),仍記得自己那天寫下的報道。以往的法庭新聞大多僵固重覆,不外乎提堂、審訊、裁決、求情及判刑等程序化的內容,但那天他筆下,竟是被告在法庭的福祉待遇問題— 平時只容納到10個人的被告欄,有差不多30人擠身其中;有人暈倒,也有人累得倚在牆邊睡覺,衣服都沒換。一年後說起,一切都還歷歷在目:「隔住個螢幕都見到好辛苦。」

兵不血刃

與其他案件不同的,還有申請保釋的門檻。初選案提堂不久前,終審法院頒下黎智英案保釋上訴的判詞,確立了必須有理由相信被告「不會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才可批准保釋,意味不再如普通法案般,有「保釋假定」。

面對全新的保釋門檻,誰都沒有把握能成功。那數日,阿君望着辯方律師各出其謀,窮盡所有理由嘗試說服法庭。到了最後兩日,更有許多被告索性解聘律師,再親自陳詞一遍。

法庭記者阿君表示,國安法對於大眾依然模糊,不知如何遵從。

看過許多案件的求情,阿君坦言,那次「比以往每一次都要悽厲、悽楚」。看着平時在公眾面前精明幹練的被告,在庭上豁了出去,完全沒有形象、老淚縱橫地「乜都講哂出嚟」,只為成功申請保釋,阿君嘆:「你係完全感受到佢哋好絕望。」

阿君和不少記者都忍不住聽到哭了,但邊抹過眼淚鼻涕,還是邊繼續抄筆記:「心情還心情,工作還工作。」

這次馬拉松式聆訊的結果,我們後來都知道。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批准15人保釋,但律政司隨即行使《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H條的權力提出覆核,蘇惠德須將15人扣押,48小時內帶到高等法院處理覆核申請。

從來未聽過案件援引這條例,阿君當下呆了,有一刻未能弄清是什麼事。T也很意外:「好似過山車,前一秒話可以保釋,後一秒即刻話要還柙。」Alice亦有點震動:「其實佢哋啲保釋條件都嚴苛到難以想像,雖然咁都唔滿足,一定要全部人入哂去坐⋯⋯,嗰四日大家捱到靈魂出竅,但原來搞到最後,律政司有個咁大嘅權力係可以將人即刻掟返入去。」

「我諗嗰一下大家先好實在地感受到,嗰種制度上所謂好斯文、按程序辦事,其實係對人一個好直接嘅傷害同巨大嘅壓力。」Alice緩緩地吐出一字一句。「所有嘢都係兵不血刃,冇任何Physical嘅暴力,但係咪個制度就真係咁講道理、咁斯文、咁人性化?我諗唔係囉。」

宣布結果一刻,有原本獲准保釋的被告家屬,衝出法院外跪地痛哭,多人相擁而泣。T承認,當刻也很難受,但只能跟自己說,「唔好而家湧啲情緒出嚟」,要觀察現場情況、拍片、抄筆記、報料,作為記者要抽離一點,「要做嘢先」。而情緒總是滯後,要直到工作完回家,洗完澡或臨睡,才冷不防來襲。

不准報道

不過,那四日聆訊的具體內容,其實沒有多少能傳達至不在場的公眾。原因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P 條「對報導保釋法律程序的限制」規定,「除非法庭覺得為了社會公正而有所需要」,任何人都不得報導除被告姓名、罪行、裁判官和律師姓名、保釋結果等基本資料以外的內容。

9P限制對記者而言並非新鮮事。保釋聆訊往往會提及控罪的嚴重性、被告的背景和案底等,若案件由陪審團審訊,提前公開該些資料或會對被告不利,造成不公。記者亦會嚴格遵守報導限制。

不過也有例外。T說,以往遇到一些多人關注、涉公眾利益的案件,例如涉及高官,記者都會嘗試申請放寬限制。像是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收受新鴻基地產高層利益案,被判囚6年的新地前執行董事陳鉅源申請保釋候上訴遭拒,法庭亦曾試過批准報道 1。事實上,司法機構本來就有表格,供傳媒申請報道與公眾利益相關的事宜。

所以,當47名民主派人士同時被帶上法庭,控以一條全新的罪名、庭上討論全新的保釋門檻、而案件涉及有60萬香港市民投票的初選,「喺記者角度,係覺得有個公眾利益喺度,大家都好想了解多少少條例係點樣執法」,T說。

阿君補充,《國安法》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此前沒有案例, 「大眾係唔知點跟,直到有人犯法,先知原來嗰樣嘢係犯法」。公開聆訊其實是讓大眾了解:「有咩我做咗係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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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參考資料

  1. 註一:據《明報》報道,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聽取保釋陳詞前,主動提及傳媒不得報道申請理據的限制不合理,且案件已審結,不會有陪審團受影響。控方認為案件涉重大公眾利益,基於司法公開原則應批准報道,辯方亦不反對,傳媒終獲准報導聆訊內容。
  2. 註二:平均輪候時間「由入稟公訴書至聆訊」計算,控方會在案件成功交付至高等法院後入稟公訴書,繼而排期並進行案件管理聆訊,之後才開審。惟47人案超過一年仍未成功交付。2020年、2019年、2018年的平均輪候時間分別為349、167及167日。
  3. 註三:就《國安法》案件,法院至今曾兩度全面放寬9P限制,均為支聯會拒交資料案被告申請保釋,其中去年9月國安法官羅德泉稱收到傳媒申請,考慮司法利益、《國安法》仍是新法例,被告亦不反對,終批准放寬。另外,《蘋果日報》高層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一案,國安法官蘇惠德亦曾批准放寬辯方提出的保釋條件 — 資料① 支聯會5常委否認拒交資料罪不准保釋 控方申押後尋與案相關者 官拒絕質疑太多假設 (17:40) – 20210910 – 港聞 – 即時新聞 – 明報新聞網 資料②港區國安法|《蘋果日報》高層張劍虹、羅偉光被控串謀勾結外國 還押至8月13日再訊【短片】 (13:06) – 20210619 – 港聞 – 即時新聞 – 明報新聞網

黃蕊獻

法庭專題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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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堂縱火案 法官考慮反修例少年案 被告或面對刑期覆核 兩少年認罪被判入勞教、更生中心

2020年8月7日凌晨,5名少年涉嫌刑事毀壞位於將軍澳廣場的「東海堂」, 另加一項縱火罪,第1及第2被告(案發時分別為16及14歲)較早前已承認刑事毀壞罪,其縱火罪不予起訴,留法庭存檔。案件今日(6月21日)於區域法院作最終判刑。案中另外兩名少年(第3及第4被告)否認兩項控罪,案件仍在審訊中。 第1被告辯方索取報告後,提及被告無案底,是次坦白道出及承認罪行,同時獲家人陪伴及支持,亦知道是次DSE成績未如理想,因此希望繼續讀書,已深深體會到牢獄之苦並感到後悔,建議法庭判處感化或社會服務令。感化官於報告中提及第一被告個性正面、純品,絕非本質很壞,建議判處200至240小時社會服務令。懲教署報告則表示被告因過胖,不適合判入勞教中心,認為判入更生中心更適合。 第2被告相關報告則指出,感化官對第2被告的評估一般,認為不適合判處社會服務令,感化令亦只是勉強適合,建議判入勞教中心,辯方律師及父母則建議法庭輕判。 法官李慶年聽取第一被告報告內容後指出,根據案例,若判處社會服務令,被告有機會於完成時數後,需再次面對刑期覆核,因此建議從被告角度出發,判入更生中心或許是較好選擇。 法官又指出「畀被告諗邊個方案,揀錯咗有風險同後果。(讓被告選擇哪個方案,選擇錯了有其風險及後果)」、「如果我係被告,我寧願快啲受完(我寧願早點完成刑期),更加relief(釋懷)。」其後休庭20分鐘,辯方詢問第一被告意願後,同意更生中心的選項,並指第一被告「希望快啲完結案件,重新出發。」 法官李慶年評定案件的嚴重性為低至中,因被告於凌晨時分犯案約1分鐘,並沒有傷及店員或途人,亦避免了和警員的正面衝突。兩名被告是年青的初犯者,因一時錯判形勢而犯案,已深感懊悔。惟第二被告的身心評估較為負面,尤其於2019年社運事件後,第二被告變得更頑皮和反叛,被捕後態度變得懶散,期間曾輟學及與不良分子來往,並涉及賭博場所活動,保釋期間亦違反宵禁令。 法官李慶年亦於判詞指出,考慮到最近上訴庭的判刑覆核案也不乏判處年輕的被告進入禁閉式教化中心。經考慮後判處第一被告進入更生中心,第二被告則進入勞教中心,並指出可給予兩名被告「有序、有罰、有教、有更生的判刑」。 延伸閱讀 少年爆炸品判刑 案發時17歲學生被判入獄31個月 被還柙兩年當庭釋放 現年19歲、案發時17歲的學生丁展峯早前認「串謀製造爆炸品罪」和「管有爆炸品罪」;同案另一被告,25歲的董上琳則認了「串謀製造爆炸品罪」、「管有爆炸品罪」及「管有物品意圖損毀財產罪」。今日由法官李慶年判刑。丁最終被判總刑期31個月監禁,但因為已還柙近2年,今日被當庭釋放;董則被判48個月監禁。 警方監察單位遂作拘捕 案情指第一被告董上琳於2019年10月3日租下大角咀一個單位,於同月15日,警方就對單位展開監察行動,警員在同日見到兩名被告一同離開單位,於是截停他們並將他們拘捕。警方之後在單位內找到化學品原料,可製成爆炸品。 官:單位物料可製爆炸品

東海堂縱火刑毁案 探員憑對話辨認少年聲音 「對第3被告嘅聲音,有個熟悉度喺度 」

該片段拍攝了東海堂的情況,吳憶述片中的男聲說:「都冇穿冇爛,窿都冇穿過。(一個洞也沒有穿)」而語音訊息則是:「係一個窿一笪黑色都冇囉(是穿了一個洞,連一片燻黑也沒有呀),但係⋯⋯我咩咗嗰張枱呢,佢冇用啦依家(我什麼了那張桌了,現在沒用了)⋯⋯」, 他表示認出為第3被告的聲音。

將軍澳東海堂縱火刑毁案  警憑影片聲音確定被告身份 兩少年不認罪

2020年8月7日凌晨,五名少年被控刑事毀壞位於將軍澳廣場的「東海堂」, 另加一項縱火罪,案件於6月13日在區域法院(移師西九龍法院)開審。其中兩名少年(第3及第4被告)否認兩項控罪,第5被告(案發時15歲、現年17歲)則承認刑事毀壞罪,現正因其他案件還柙候審,其縱火罪不予起訴,留在法庭存檔。 案中另外兩名少年,第1及第2被告較早前已承認刑事毀壞罪,現正保釋並等候6月21日作最終判刑。 案情指,自反修例事件起,美心集團旗下經營的店舖,成為示威者針對的目標。位於將軍澳廣場1樓的「東海堂」屬開放式店舖,只有約半米高的圍欄店舖範圍,並無門鎖及牆身分隔。  案發當日凌晨約2時35分,閉路電視拍攝到有5名蒙面黑衣人衝入店舖破壞,過程持續約1分鐘,期間有人燃燒物件。案發後數小時,即8月7日早上約7時,店舖經理到店舖開舖時發現,店內的枱櫈東歪西倒,圍欄及吹風機被推倒在地,地上遺留少許碎石。經檢查後發現,地板上約1米乘1米範圍及一張餐枱變得燻黑,兩部收銀機屏幕、八達通卡閱卡器、電子條碼掃描器、一道木門及櫥窗膠櫃遭到破壞,損失合共港幣$40,140元。  探員影片憑聲線認出一被告 並在影片標示被告 警方其後於2021年1月拘捕第四被告劉竣曦(案發時17歲、現年19歲),從撿取的電話中發現了一個包括第二、第三、第四及第五被告的WhatsApp群組,對話中有一段長17秒片段,拍攝了店舖的情況,是由第三被告帳戶發出。片中的男聲指:「都冇穿冇爛,窿都冇穿過(一個洞也沒有穿)。」及一段8秒的語音訊息:「係一個窿一笪黑色都冇囉(是穿了一個洞,連一片燻黑也沒有呀),但係⋯⋯我咩咗嗰張枱呢,佢冇用啦依家(我什麼了那張桌了,現在沒用了)⋯⋯」 控方指,有偵緝警員憑此影片的聲音辨認出第三被告的身份。 控方呈上閉路電視片段的截圖中,以數字1至5標示片中五個黑衣人,意指代表第1至第5被告。第三被告(案發時15歲、現年17歲)的辯方律師認為做法不妥,並指出「唔係得少少,係完全冇證據」,證明片中的「3」是第三被告,皆因開庭前的時間,她亦有與外聘主控官、大律師吳美華確認,「能否辨別片段中的5個人,分別對應哪一個被告?」主控官當時回答是未能辨認。  而控方的開案陳詞中,部份物證假定了「3」代表第三被告,例如在影片截圖,並在圖片冊清晰圈了5名被告,辯方向法官列出了數項法律原則,表示控方在缺乏證據下便在截圖上作標示,是對被告不公平,要求控方修改開案陳詞。 主控官向律政司索取指引後表示,開案陳詞並不是證據,不影響事件的「中性化」,因此並不會修改。 主控官表示,雖然沒有目擊或專家證人,但所有閉路電視片段及呈堂證物均是證據,又指「如果完全冇證據,對控方都係打擊,我睇唔到點解我要咁做。」法官許肇強隨後表示,作為專業法官,只會根據事實裁決,同意開案陳詞無需更改。 辯方質疑控方擔當證人引導法官 控方隨後在庭上播放7條閉路電視片段,顯示5名黑衣人於案發前在將軍澳廣場行走。其間控方對片段作出講解,要求法官留意片中人士的衣物。第三被告的辯方律師認為,主控官此舉並不恰當,表示「應該係由證人講,主控官當咗自己喺證人枱。」法官表示同意,並指主控官的角色不適宜作描述,而是「應該由證人講,並非由Bar Table 

1118理大外圍暴動案 被告攝影工作伙伴指萬用鉗鎚為攝影師備用工具

理大外圍暴動案,昨日(25日)最後一名辯方證人梁志軒(音)作供。他與第4被告鄭家裕同為攝影師,鄭不時替梁當攝影助手。梁解釋,案發時在鄭身上搜出的萬用鉗及萬用鎚是現時攝影師備用工具,亦是他替鄭購買的,事發當日梁約了鄭,但鄭失聯數天,之後才知悉鄭被捕。 今日最後一名辯方證人梁志軒(音)作供,他與第4被告鄭家裕同是攝影師,工作包括婚紗及婚禮攝影、拍攝孕婦照及家庭照等。梁表示與鄭在舊公司工作時,鄭會在拍攝工作中擔任他的助手,負責打燈、安排道具或維修器材等。梁於2014年離開舊公司後,持續找鄭接工作。 鄭在案發後被搜出藏有萬用鉗及萬用鎚各一把(約五吋長,手柄部分配有小的伸縮鎅刀及螺絲批等),梁表示,兩件工具均是他在案發前,他在「執笠倉」替鄭購買:「我在執笠倉見到有賣,發覺這兩樣工具很適合工作,我們可不用帶這麼多獨立的工具。我當時打電話問鄭,是否需要幫他買,他答我好,最後買了每款兩把,我跟他各自一套。」 梁在庭上展示自己的萬用鉗,確認跟鄭被搜獲的那一把是同款,而萬用鎚則在工作時丟失。 梁表示於11月19日有拍攝工作,因此在案發當日(11月18日)相約鄭到長沙灣討論工作流程,並且順道把新買的萬用鉗及萬用鎚交給他,但不清楚他當晚的去向。隨後數天聯絡不到鄭,之後才得知他被拘捕。 對於工具的用途,梁表示因比較常用,自己及鄭都會隨身攜帶,可用於維修攝影器材、換電池等。辯方在庭上展示梁的拍攝作品,部分相片的場景有帳幕及木箱作佈置,梁指鎚子會用於處理其他拍攝道具,例如在戶外搭建臨時帳幕:「帳幕是由我們提供,在戶外拍攝有機會大風,所以要落營釘,是用鎚仔固定的。」 攝影師:經常討論和買新器材 控方盤問時,梁同意他與鄭不時會討論拍攝技巧及器材等,亦經常買新工具,因此控方質疑,為何梁對這兩種工具特別深刻,梁回應:「因為這兩種工具我們之前都沒有,燈架那些比較多新款出。」控方隨後表示:「每種工作及專業都需要特別工具,但真正想如何用,其實是根據場景,以及在哪裏發生?」梁對此表示同意。控方再問:「鄭有沒有跟你說過,需要眼罩、豬咀、手套、面巾及生理鹽水工作?」梁表示沒有。 控罪指眾被告於2019年11月18日,在窩打老道與咸美頓街交界的彌敦道,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首八名被告及第13名被告敦子麟另被控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和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案情指他們於同月19日,在彌敦道525至543號一帶,管有一把鉗、板手和鎚等。 「十二港人」之一的郭子麟,即案中的第十三被告,早前已和同案的第五被告(林敏諾)承認暴動罪,其餘11名被告不認罪受審。 控方表示,終審法院將於本年6月17日,進行一個關於「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工具」的上訴聆訊,而該案例有機會對本案造成影響。香淑嫻法官表示,先就控辯雙方遞交書面陳詞訂立時間表,暫定7月23日進行結案陳詞。  案件編號:DCCC 768/2020, 409/2021 延伸閱讀 728上環暴動第三案 13人判囚42至48月 2人判勞教及教導所

12港人涉汽油彈案 四名被告還柙至7月16日判刑

12港人案中的3人,鄧棨然、鄭子豪及廖子文,與另外兩名男子涉於2019年9月,在灣仔一個單位管有半製成汽油彈材料。此案除了正在內地服刑的鄧棨然,其餘4名被告先後承認屬交替控罪的「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法官游德康於24日聽取辯方求情後,稱考慮到部分被告的心理問題,加上案發時有2人年紀不足21歳,下令先索取4人的背景及心理報告,並押後至7月16日判刑,期間須還柙候判。 5位被告依次為,鄧棨然(31歲,推銷員)、鄭進(34歲,時裝設計師)、鄭子豪(20歲,港鐵技術員見習生)、李威龍(28歲,廚師)及廖子文(19歲,學生)。除了就「組織他人偷渡越境罪」正在內地服刑的鄧棨然外,其餘4名被告今於區域法庭求情。還柙中的李威龍在開庭前,與坐在身旁的鄭子豪和廖子文聊天,而鄭進則於辯方求情期間不時望向法官。 「12港人」鄭及廖案發時年輕 失去自由近2年 辯方求情提到,被告鄭子豪及廖子文案發時年輕,而且分別已還柙14及17個月,若計算二人在內地的刑期,一共被扣押近21個月。辯方希望法庭為鄭子豪索取青少年罪犯評估專案小組、教導所等報告,惟法官認為,同類案例亦有判未滿21歳者即時監禁,故拒絕索取相關報告。而辯方亦為最早認罪的廖子文求情,冀法庭扣減三分一刑期。        第二被告手持匙卡 求情指自己參與程度低   同案另一被告鄭進呈上求情信指,自己在案發當日下午5時才到達涉案單位,參與程度較低,事後亦感到後悔,又稱被捕後再也沒有與社會事件相關的資訊和人士接觸,希望法庭能給予四分一的刑期扣減。辯方形容被告從事時裝設計是良好事業,但因本案而「前途盡毀」,法官隨即表示,被告服刑後仍可以朝著自己的天賦發展和獲得家人支持,認為其程度未至「盡毀」。辯方其後又呈上一封由李威龍僱主撰寫的手寫信件,信中形容李「不是壞人」,又稱願意待李出獄後再次聘用他。 辯方亦提及兩名被告的心理問題,指鄭進因照顧家人而早於2012年患上抑鬱症,其後在2019年9月亦受心理狀況的影響,未能修畢課程。 至於李威龍則患有適應障礙症,辯方指他在案發當日在警方入屋搜查時爬出窗外,或因他的焦慮症狀所致。辦方又指,被告的精神狀況欠佳,李不可能在事件中擔當主腦,甚或會半途而廢,未有能力製作汽油彈。法官聽取各辯方求情後,認為本案有需要索取心理報告等作量刑 。 官認為汽油彈內放大頭針增殺傷力   案情指,涉案有部分玻璃樽內放置大頭針,惟控方專家報告未有就大頭針能否增加殺傷力作評估,只提及「屬惰性的大頭釘在燃燒過程中起不了任何作用」。法官認為,專家只是從化學角度分析大頭針對燃燒過程無作用,他根據常識推斷,大頭針在玻璃瓶爆破時會飛散,故認為涉案大頭釘會增加殺傷力。 此外,涉案單位搜出鎂屑、鎂粉末等,能夠製造殺傷力較高的「鋁熱劑彈」原材料。惟專家報告曾指出,相關混合物需於攝氏 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