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健聽人的角度思考聾人，許多人不假思索有所前設：聾人較內向、教育水平較低、只會打手語、他們均能紙筆溝通⋯⋯在健聽人作為主流的社會，聾人往往被標籤為「弱勢社群」。健聽者常誤解聾人需要；而聾人不自覺地困囿於自身身分，面對權益被輕視，很多時只能無奈啞忍。
另一個求診者聾人小美（化名）多年求診經歷中，從未獲平等對待。10多年前她患抑鬱症，臨床心理學家著她以寫信方式溝通，大學畢業的她縱使書寫能力高，始終認為應診時用文字溝通的成效有限。在整個面談的訪問過程，小美不願意透露姓名及拍照，她擔心聾人朋友與同事知悉她曾患情緒病。
現職辦公室助理的小美雙耳幾乎完全失去聽力，10多年前家逢變化，胸有鬱悶，經社工轉介下到精神科求診，確診抑鬱症。她跟鍾志強案的情況一樣，醫院均沒有安排手語傳譯，初到醫院應診時由略懂手語的社工陪同下協助傳譯。
「問媽媽月經是什麼，媽媽說：月經是『污糟』的。」 聾人女性包包回憶起初次接觸月經的經歷，同為聾人的媽媽也只是一知半解。在學校，性教育同樣只是略略帶過，「例如第一日會來多一些，之後會慢慢減少。」這些零碎
一名天生聾啞的女士在房委會簽紙同意被刪除戶籍，父親臨終前突然改遺囑，整個過程均沒有手語傳譯員替她傳譯，她眼前的世界是「一班健聽人自己講嘢，聽唔到」，她稱在不知情的情況被奪去父親留下的安樂窩。該名聾啞女
本刊於2022年出版《看不見的說話》，當中6個聾人刑事案件反映聾人/弱聽被告人在警署、法庭和監獄溝通的問題，揭示司法傳譯制度之不公；同年平機會推出《聾健司法平等指引》（下稱：《指引》），建議執法與司法
《看我今天怎麼說》（下稱：《看我》）是一齣以聾人為題材的電影，電影中的手語觸動人心，上映以來贏盡口碑，票房衝破一千萬。要數上一齣聾人電影，已是1986年姜大衛執導的《聽不到的說話》。當年這齣唯一的港產
「譯者不是聾人的服務者，傳譯是一份秉持公義、公正、公平的工作，應該在框框下思考。若以人口計算，聾人永遠比健聽人士少，是小眾。可是，傳譯制度關乎對他者的態度，我們應該從這種思維去思考手語傳譯的問題。人權
一名全聾聾人廖啟南於2024年6月17日被控非禮及遊蕩罪被捕，半年後獲撤控。廖啟南事後向本刊說，縱使落口供時多次稱「不知道」，卻不被傳譯員及警員理會，拘留時間逾100小時，期間不獲准聯絡家人，大感徬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