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ot嗎？18：13」
「要 18：32
不用等我 18：32」
上述WhatsApp紀錄是2015年10月胡媽媽與女兒胡家怡的對話。胡媽媽稱任職採購的女兒胡家怡經常獨自往返內地工廠工作，早出晚歸，日做超過12小時。10月15日病倒，送院後語無倫次，10月下旬昏迷至翌年5月1日死亡。女兒死時僅26歲，胡媽為女兒討公道四處奔波，勞工處早否定女兒因加班以致病重，拒絕承認工傷，多年來投訴無門，她亦怪責自己「我教女兒工作要敬業樂業，幾辛苦都要做，是我害死她⋯⋯」。
8年後一個雷雨交加的早上，本刊記者到胡家探訪胡媽媽，赫見餐桌上擺放著不少有關過勞死的剪報 —— 「份工Chur 爆你10大徵兆」、「入職半月 早出晚歸派件 速遞員做到死」、「去年98名打工仔過勞猝死」，每一份剪報，胡媽媽咀嚼細節，縱使傳媒以「過勞」作標題，但政府始終沒有為過勞立法。「現時的法例太Out了，政府應參考不同的個案，未必看得見的傷痕才算是『工傷』。」胡媽媽心有不甘向記者說。
多年來胡家怡之死被勞工處定為「死於自體免疫疾病，與工作無關」，成為胡媽媽的心結。她向記者展示女兒臨終前向外「求救」的WhatsApp紀錄與死亡報告，希望公眾多些討論過勞死，避免再出現打工仔做到死的情況。
工業傷亡權益會表示，香港勞工法例比其他東亞地方落後20、30年，醫生、勞工處對過勞死欠認知與研究，縱使家屬想追討，在法理上亦沒有基礎，最後只能放棄訴訟。
女兒上進 畢業前入職紡織公司
在胡媽媽眼中，胡家怡是一個不用父母操心的乖女孩，「從小自己上學、升中學的第一、二志願都是由她自己填寫，很多老師也讚她。」胡家怡從沒有令雙親失望，升讀理工大學的「皇牌科目」服裝及紡織，在學時做兼職幫補家計，且很早發展自己的時裝事業，在社交媒體開時裝網店。
在畢業前一年，她轉職至Gracedon Knitters（驅騰針織廠）公司，負責採購及營銷，月薪$12,500。當時胡跟媽媽說「想去大公司學嘢」，縱使有時會加班，到廣東公幹，她也可以接受。胡媽媽憶述，女兒於2014年10月入職初期準時下午5、6時回家，至2015年農曆新年之後，女兒開始到廣州中山工作，經常加班，有時連食午飯時間也沒有，亦不批准請假。
女兒回家後便抱頭大睡，晨早出門時「手拿一袋二袋拎出去」，家怡稱要帶貨辦往內地工廠，經常工作至凌晨1時才回家。直至2015年9月，女兒感不適曾看醫生，怎料10月15日女兒在內地失蹤，在深圳尋回後神智不清。其後被送到北區醫院，連父親也認不出，胡媽說當時女兒像另一個人，「見到父親也縮起來，動作似個小朋友。」
翌日（16日），胡媽親自探望安慰女兒：「不要想太多，瞓一晚就無事」，怎料家怡突然眼神呆滯的凝視母親，一時情緒激動痛哭，並用普通話大喊：「怎麼辦！趕貨啦！趕貨啦！死啦——」護士替她打鎮靜劑才平靜下來。入院後兩、三天，家怡於10月19日昏迷至翌年（2016年）5月1日，當時據報是併發症肺炎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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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抗NMDA受體腦炎
對於女兒失心瘋行為，胡媽媽至今不解，親人曾一度以為「鬼上身」。事隔8年後，胡媽媽向本刊公開女兒的死因報告，報告指「根據胡家怡的醫療報告，她被確診為抗NMDA受體腦炎（anti-N-methyl-D-aspartate）」報告中，並沒有描述家怡生前職業、工作情況與精神壓力。
據台灣醫學論文《抗NMDA受體腦炎—案例介紹與文獻回顧》，此疾病為罕見病，常伴隨精神行為改變、運動異常、情緒不穩、思維混亂、癲癎發作和認知功能障礙，因此常被誤以精神疾病治療。私人執業醫生陳醫生（化名）回覆本刊表示，該疾病主要有兩個成因，包括是自身的免疫問題或者與癌症有關，暫時在臨床上未有聽過會因為壓力而造成。
記者追尋胡家宜失蹤的一天，2015年10月15日星期四，在中學同學WhatsApp 群組中，同學十分關懷家怡的近況。家怡當時透露要到中山工作，「I am super moody 」「我我想死」「嘈到我想核爆1000」，縱使兩位朋友安慰她，甚至表示想見她，家怡亦沒有回覆，只稱「In mainland coming back 好辛苦」。記者亦找到家怡在10月14日在社交媒體向朋友訴苦：「Maybe busy till i die」。
本刊取得胡家怡於2014年的入職合約，合約表明周一至五的工作時間是早上9至下午6，共合8小時；周六工作4小時。胡媽媽透露，女兒日做超過12小時，是超出合約所訂出的工作。因此，胡媽媽曾向勞工處申請工傷，冀替女兒爭取公道。勞工處當時回覆胡媽媽指不同意「傷患可能是長期加班引致」的說法，並指家怡「傷患情況屬自體免疫疾病，及沒有確實醫事證據顯示胡小姐的傷患情況是與工作有關」，拒絕承認家怡過勞致死。
家怡離世不久，僱主「驅騰針織廠」一度要求胡家人接受賠償協議，亦向胡家稱倘若想申請工傷， 建議找公證行作評估，胡媽媽聞言大怒：「我個女不是商品，為何要找『公證行』！」
之後胡家尋找法律意見，有執業律師勸他們不要從「過勞致死」去打官司，考慮從僱主「疏忽」著手，又稱官司勝數很少，「律師說『不是女兒本人親身說，單憑父母的見證，很難入罪』」，胡媽心中一涼：「如果女兒可以上庭講，便不用打官司啦⋯⋯算啦，我點同大企業打官司。我認命了，我認命了⋯⋯。」胡家最後放棄訴訟。
胡家怡在親人眼中精乖靈利，大好前途，怎料26歲英年早逝。
組織：公眾與專業人士欠缺認知
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倩文稱，接觸很多在職死亡的個案，有些死者家屬像胡媽媽一樣很想追討，可惜到了最後還是放棄，「首先是對過勞的認知不足，就算家人有這樣的想法，可能去到某個位置都會放棄。可能醫療報告，或者一些律師、專業人士說幾句已經打發了家屬。所謂的專業人士，其實他們很少在個人身體、病發和職場關係裏作出研究。」
蕭倩文補充，懷疑過勞死的個案，一般很少以解剖了解死亡原因，就算醫生寫死亡報告，也不會從工作內容、工時等角度分析。事實上，記者留意到不少曾見報的在職死亡個案，傳媒均以「自身問題」作死亡原因。蕭倩文不諱言傳媒、專業人士將「在職死亡」局限於死亡的「表徵」，而不是「承認工作壓力或者超時工作會引致一些身體問題」。
今年（2024年）農曆新年之後，短短3星期本港發生兩宗工人在工作期間死亡的事件。一則發生在3月2日凌晨，有地盤職員於屯門稔灣路「新界西堆填區擴建工程」地盤發現 一名64歲男工友暈倒，被送往醫院治理，其後證實不治。經警方初步調查指出，男工友於前一天（3月1日）下午5時半已在地盤暈倒，但未知是否在工作期間暈倒，期間一直無人發現。
3月5日，一名54歲紮鐵男工在沙田惜食堂食品製作中心地盤工作，喝水時不適暈倒，送院搶救後證實不治。據《明報》報道指出，死者子女在內地生活，在港並無親戚，兒子表示父親生前身體無大礙，亦甚少吸煙；女兒則指出父親會在假期回到內地，但在加入此地盤工作後感吃力。
2016年曾承諾討論「過勞死」
據工業傷亡權益會統計，3年間有67年猝死，是在職死亡的統計中最高。該會總幹事蕭倩文表示，調查結果是透過曾刊載的新聞作統計，蕭強調據政府統計的在職猝死數字，死者數目比他們統計的多出數倍。
據政府於2021年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包含2013年至2018年首三季的在職「非因意外死亡」的死亡數字。報告顯示，2014年、2016年與2017年「非因意外死亡」的在職死亡超過100宗，當中「專業及商用服務」的職業「非因意外死亡」佔最多，6年間達130人，比建造業的91人更多。可是，往後政府再沒有相關文件。
蕭倩文指出，「過勞死」立法遙遙無期，以今日的法例3年間在職猝死的67名工友是不會被列入「工傷」，他們只能透過家屬提出超時工作的證據與健康證明文件，循法律程序跟保險公司要求賠償，「我們這麼多年來累積猝死的個案，基本上沒有一宗可以成功在法庭上拿到賠償。不少是超時工作或工作壓力而自殺，政府是漠視他們的生命。」
縱使日本、台灣與南韓均為「過勞死」立法，但香港目前仍沒有就「過勞死」立法有任何討論。蕭倩文指，2016年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曾委託職安局做研究，報告最後的結論是縱使香港超時工作相當普遍，但勞工突然死亡或涉及疾病因素，與工作未必有直接關係。其時張建宗曾指本港對「過勞死」沒有定義，但承諾政府會研究，惟立法會之後再沒有討論。蕭倩文表示今日「過勞死」的數字沒有減少，更有年輕化的趨勢，目前立法會仍然沒有議員提及「過勞死」，是令勞工失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