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不是聾人的服務者，傳譯是一份秉持公義、公正、公平的工作，應該在框框下思考。若以人口計算，聾人永遠比健聽人士少，是小眾。可是，傳譯制度關乎對他者的態度，我們應該從這種思維去思考手語傳譯的問題。人權！人權！人權！」2022年冬，我們出版《看不見的說話》，美國、香港手語譯者陳意軒（意軒）同期推出她的著作《手語譯者 手忙腳亂的育成筆記》（後稱：《育成筆記》）。惺惺相惜，邀請她一起辦講座，上述正是獵人書店講座後我在筆記簿寫下的句子，句句深刻。
3年後過去，黃修平的《看我今天怎麼說》再次掀起大眾對聾人權益的關注，陳意軒又私下辦線上活動，邀請該電影的手語指導Kim與副導演Herman講解在電影頒奬禮中如何替聾人翻譯，馬拉松式討論得出一個疑問（或得著）。
Kim分享出席英國電影節的經歷，大會要求手語譯者站在講者旁邊，而不是靠邊站，台灣也是同樣做法。譯者恍然大悟：手語譯者總是被安排在舞台的邊緣，台下的聾人怎樣看？推動手語專業化，當中不只靠理論，而是需要透過不斷的實踐、討論與行動，這樣才能真正對得住聾人。
聾人總被標籤為「弱勢」，或換來健聽者的一句「無陰功」。遊走美國、香港兩地手語傳譯界的意軒看穿一切都是制度使然，聾人不會是聽不到聲音的健聽者，造成他們弱勢是制度、法例使然，而與「陰功」無關。人權、人權、人權，意軒說，重要的事要重複說3次。
在美國醫院，認真的當手忙腳亂的譯者
陳意軒，一名活躍於美國與香港的手語譯者，大學時期對手語有濃厚的興趣，但基於香港手語傳譯當時沒有專業的制度，進修變得「有需要但無必要」。縱使如此，她於2012年決定赴英國攻讀聾人研究，2020年美國考取手語翻譯牌照，成為華盛頓首位港人獲認證的手語譯者，目前主要在美國華盛頓醫院擔當手語譯者。
在種族多元的異鄉擔任手語翻譯，茫然地走進手術室，將醫生的話即時傳譯給聾人患者，對於手語與英語皆非母語的意軒來說，這一切充滿挑戰：「壓力在於……在醫療場景中，通常你進去後才知道今天的病人和醫生是誰。之前我接過一個工作，醫生是⽩羅斯⼈，患者是希臘人，醫生的口音非常重……難到痴X線。」儘管手語讓意軒手忙腳亂，她仍全心全意地做好傳譯工作，「聾人的生活軌跡，往往受到我們在當下怎樣做或者怎樣傳譯所影響的。你秉持著這份使命，就應該更加深入、更加認真。」
手語譯者的工作，連同動作與表情所構成的意象語言，必須時刻保持體力並增進與聾人溝通的經驗，這是一份極專業的工作；同時，它不僅僅是一份工作，這份職業更與人權息息相關。意軒在英國研究聾人，其研究領域屬於較具批判性的流派，不僅單方面研究聾人，而是嘗試讓聾人自身發聲，從他們的視角出發，探討聾人文化、教育與權利。例如在法律層面上，除研究「聾人如何閱讀判詞」，還提出「聾人本身可否成為律師？」的問題。
意軒指出，美國跟香港聾人的人權情況相差甚遠。她表示：「美國聾人的賦權過程已經完成，華盛頓有法律提供保障，美國與香港之間最⼤分別，是立法。在香港，聾⼈不是被告便是證人。如果有聾人律師，他們就可以咆哮，但在香港，其實無乜計㗎。」
與意軒交流，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聾人處於弱勢，其問題的根源往往源於制度的不公。此外，另一個原因是聾人無法進入這些制度。在日本、美國，法律體系不會擔心陪審團沒有聾人參與，因為他們有聾人律師，聾人有權為自己社群發聲。
她曾經憧憬成為手語譯者，每天查收電郵，期待獲得傳譯的工作。然而，這份工作朝不保夕，不是賤價去做，便是被視為無償義工。至今，意軒回到香港時仍身穿一件印有「手語譯者不是義工」的T-Shirt，不平則鳴，為自己和其他譯者發聲。意軒在英國留學的學校中有聾人教授，學校會聘請全職的手語翻譯員；相對而言，聾人升讀香港大專院校，也需要眾籌聘請手語譯者。看到英國與香港之間的差異，當時的意軒心中已有想法：「這種生活方式，是我想要的。」
譯者身分認知的重要 促手語專業化
前述意軒在美國手忙腳亂的傳譯例子，若馬有失蹄翻譯不到固然尷尬，一位手語譯者的身分認知，亦是相當重要。
「有時，身分政治會在傳譯工作中沒預兆地出現，讓手語傳譯冷不防地碰上。故此，深入認識聾人社群中的身分認同議題，可說是手語譯者必修的功課。與此同時，手語譯者應藉此認識自身的各種社會標籤，並留意其與傳譯工作出現的抵觸。」—— 《育成筆記》
意軒在書中回憶起一次在同志音樂會擔任傳譯員的經歷，她意識到自己並非同性戀者（直人），因此找來了一位聾人同志頂替。作為譯者，對於身分政治要有一定的敏銳度。雖然保持中立是老師強調的鐵律，但在某些情境下，身分處境使得中立變得困難，「翻譯發⽣在你⾯前的⼀些互動，你作為⼀個譯者，你走不掉的，你所身處的環境不會是隱形的。」換個角度來看，抗日神劇中總有一些老套劇情，身為日語譯者的中國人，在戰爭期間不可能完全將所有中文翻譯給敵軍。身為中國人在戰爭中本身就是一種身分，翻譯很難保持中立。
意軒一直期盼香港的手語傳譯能夠更加專業化，甚至建立一套規範的專業培訓與認證制度。只有如此，大家才能真正重視這個行業，並更認真地去討論手語翻譯的技巧、職業道德以及實務操作等問題。因此，她洋洋十多萬字寫下《育成筆記》，她說不只是給譯者看，也希望讓更多人了解聾人群體的需求，認識手語傳譯的重要性。
對於聾人，「歧視」這個字不夠承載
上一輩告訴我，小時候在新界鄉村，親眼見過村民用鎖鏈鎖住聾人女性。這是難以想像的事，但如果我們換個時代來思考，今天的聾人走進法庭和大專院校，然而，如意軒在書中提到，當他們在旅行社報名參加旅行團時，所有場景仍然沒有手語傳譯服務。
那是因為他們天生「聽障」而失去了這樣的權利嗎？按意軒在《育成筆記》所說，這種「障礙」，「大概就是社會在制定政策時，並沒有想到以視覺溝通的聾人群體⋯⋯『聽覺障礙』一詞，是從醫療角度出發，把『聾』建構為一種需要被改造的缺陷。」當整個制度局限了聾人的機會，使他們「不能」，而聾人又相信自己沒有能力，單是「歧視」這個詞無法承載聾人的痛，意軒認為用「壓迫」會比較合適。
這種標籤，意軒留意到亞洲的情況十分嚴重。「在其他東亞國家，他們看殘疾⼈⼠，會慨嘆一句『陰功啦』；如果你坐輪椅，你前世做錯嘢，積多啲陰德；他們就是弱勢社群，但他們是弱勢不是必然的呀，我們要思考他們為何被弱勢化。」
也就是，我們怎樣對待聾人，代表這個社會如何對待他者。
制度如此，誰也有機會成為弱勢、這個「他者」，可能是你、或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