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地如水的退休教授 鍾劍華後衛變前鋒 —談民調不變的選項 不走樣的價值

上周四的記者會上,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不疾不徐地埋頭書寫著記者的提問,回應政府官員及《大公報》的窮追猛打,被左報開名指控理應要加個「又」字。隨着2021年「新常態」的軌跡,公眾不其然問:執法部門會否因為民調問卷上一如以往的「一個選項」,第三次走進民研辦公室「抬走電腦」?

12月19日是人大「完善」選舉制度後第一次的立法會選舉。民調提供「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白票」這個選項,令香港民意研究再次被推到政治浪尖。記者不約而同地圍繞「白票事件」追問,看看席上的專家如何拆局。記者提及到廉政專員白韞六早前指「不排除民意研究所犯法」,又提到特首林鄭月娥稱英美政治制度並不適用於香港政治氣候。

選擇投白票的結果公佈在即,民調的安全將成為傳媒焦點。(黃雅文攝)

搜民調中心?

鍾劍華聽畢後笑呵呵道,「呵呵,這一道問題是為我而設,等我回應吧!說一個民調就能煽動人投白票,是在假定香港人是『蠢仔』。研究所過往三十年都是這樣進行抽樣調查,選項也一式一樣,當中沒有提示,沒有建議答案。無論投民建聯、工聯會,還是白票也好,我們只是把大家的選項紀錄下來。其實最有資源、最有能力煽惑人的是政府,我們只是做民調的人,政府不用滅自己威風。」年初初選案警方敲山震虎高調搜民意研究所,事隔近一年,「白票選項」又驚動執法部門,捲入漩渦之中的鍾劍華覺得自己從來不是「前鋒」,只是「公共知識份子」,身邊很多人漸漸離開我們視線,水退後這位在後面默默耕耘的「後衛」便更覺顯眼。這陣子,可能是梁振英控告他誹謗之後最多傳媒關注他的時候,很多人都擔心他的安全。「當然他們(執法部門)會否上來第三次我不知道,但來就來呀,最壞打算就是上來辦事處,再一次收走我們的電腦。」最壞的事,鍾劍華都作好打算。

如水教授

記者會完結後,鍾劍華帶我們到辦公室。記者發現室內各種書籍、獎座也不是鍾劍華的。記者原以為身為教授、學者,甚至是民研副行政總裁的鍾劍華,會擁有一個獨立的辦公室,至少枱頭有教授的專用茶杯,鍾劍華萬般帶不走,隨身的只有一支維他蒸餾水。水放在哪,便在那裡飲。

常常笑場的他,談起近日的民調風波,又嚴肅起來。如何回應「白票事件」是近日媒體爭相追訪的問題,這個問題沒有新意,他已答了很多遍。我們要問的是為何他仍要堅持完成調查,他又如何看待自身作為研究者於這個時代的角色。被捲在政治風眼的民意研究所和他自身能承受的風險又有多大?

剛退休遇上2019年翻天覆地的改變,家人曾勸鍾劍華離港。

鍾劍華笑裡其實一直藏著點憂愁。他直言,太太也有勸他離開香港,「但不知政府底線如何,我生於斯長於斯,很喜歡香港這個社會,不到最差的情況,例如有生命危險,我也不想離開。因為確實有感情,這個地方最需要我時,總不能一走了之。其實我也有思考過,但也不能太憂慮。我畢生的comittment也在這裡,小時候就用我的方式參與社會事務,參與了這麼久,現在才放棄,我真的不想。」

「像我過往去旅行一樣,最後的終點一定是回家。」鍾劍華說出留在此的原因。

「我不是活躍份子」

為何堅持做民調對於鍾劍華來說,是一篇論文問題。鍾劍華憶述,他入大學的選科第一選擇是社工系,第二就是傳理系,因小時候閱報習慣,《明報》、《華僑日報》看得不亦樂乎,對社會事務產生強烈的興趣。鍾劍華更說,他十多歲已唸完毛澤東那幾十首詩詞。他在中學階段也有參與社區活動,但他說自己不是活躍份子。對鍾劍華來說,他中學時期的社區參與其中一個最有意思的在約1975年的研究,「當時有好多公仔書,好似《小流氓》,於是我就做了個『公仔書的色情與暴力研究』,未曾入大學已有做這種事的propensity(傾向)」。

鍾劍華最後到了中大讀社工,鍾劍華形容當時大學政治氣氛濃厚,「我80年入大學,當時我們說要『放、認、關、爭』,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

。1979年提出香港前途問題,所以80年代初中英談判,80年政府出綠皮書,推行81年區議會選舉,82年有第一屆區議會選舉。所以我讀大學四年和港大研究院四年,主要學院氣氛都是推動青年參與公民教育,以及香港將來前途問題⋯⋯就香港97年要怎安排,,校內有好多積極的討論,我也有積極參與。」

鍾劍華覺得自己那時不是很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都是確認自己要做學生,讀書,好渴求知識」。不過鍾劍華又覺得自己不應躲在學校讀書,「大學頭一兩年也有出去教政府成人夜校,也有參與一些社區工作。第一屆82年區議會選舉,已有幫人助選,雖然不是最核心,但都有去派單張、上門敲門。那時是幫李植悅,是深水埗區的。但當時自己覺得主要要讀書」。

學院是社會的橋樑

鍾劍華畢業後順理成章成為社工,在實習時期,已體會到一些社會問題,「第一次實習是在男童院,好清楚看到好多所謂『出問題』那些小朋友,多數都是家庭背景複雜,所以好早有個觀念是人的問題與社會好有關係。四年班時的實習則是在我那區,我那區很多人,好多新移民。當時在鑽石山木屋區做社區發展,幫居民爭取權益,改善防火,過程體會到房屋政策影響到好多人,體會到社會對新移民有好多歧視,所以都影響到我後來工作選擇和教書」。

做了四年社工,鍾劍華回到學校,這次在理工學院教書,開始做更多的研究工作。但他提醒自己不要做躲在學院與世隔絕的人,所以反而入了學院後更積極參與社會工作,例如顧問委員會,他希望要透過專業服務社會,成為大學與社區的橋樑,「一直與社會事務保持著好緊密的脈搏」。同時,因為鍾劍華一向喜愛寫作,他久不久也會就社會事務投稿到信報、明報,「所以一直關心社會事務是真」。

在約2007年,鍾劍華接手了理工大學在1998年成立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開始做好多Survey、Polling(調查),好多是幫政府做的,透過survey方法幫政府搜集資料了解民情⋯⋯我們那時主要做與政策有關的Survey,Documentary研究也有做,也幫政府部門、Enterprise(公司) 搜集數據、入屋調查」。

鍾劍華除了做民調,研究中心也有很多研討會,「試過有一年,我們最主要做政策討論,一年之內做了60次各種各樣研討會和論壇,我那時星期日好多時都要上班,我覺得很有意義因為令大學和社會之間有個bridge(橋樑)。有任何政策問題如全民退保,我們有同事有興趣想辦研討會就會幫他請關注團體來討論。甚至有些倡議團體,沒人關注的話題,例如長期照顧保險這些問題都替他辦研討會」。

鍾劍華(中)重提民調的價值,一個健全的社會,民調結果只作政府參考,政府不用全跟。

民調價值

鍾劍華退休時遇上反送中事件,鍾庭耀那時負責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到鍾庭耀退休,在2019年學校要鍾庭耀走,鍾庭耀要出來再籌錢做(民研)下去。而鍾劍華自己在理工大學最後那幾年也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大學管理層有意壓縮大學公共空間,「到了15、16年見到一個趨勢,2014年有傘運,大學管理層好似刻意收窄空間,以前有個團體找我,想辦論壇,其實好簡單,寫紙book房,但有個好明顯的轉變,大學刻意令這些申請程序複雜,甚至要去副校申請,用一間房辦研討會要去副校申請?不同的大學也刻意壓縮大學本身的社會角色,甚至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也開始沒有撥款,我就覺得這不妥當,我一路都覺得大學要服務社會」。鍾劍華指因為在理大負責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時已與鍾庭耀有合作,鍾庭耀知他退休,就叫他幫手做榮譽總監,他亦答應了,「初初是做義工,當時考慮去不去社區學院找份教職,我也是喜歡教書的,發覺原來我這種『多嘴人』是好難的,大學刻意排擠我們,不成功。鍾庭耀叫我過來幫手,去年年中就on part time basis過來這裡幫手」。鍾劍華亦指出民研工作重要,「特別在此氣氛下,特別連NGO,關注團體全都不再做,NGO自己收聲,怕拿不到社會福利署錢,好多關注組織自己解散,大學較大聲氣的KOL也說自己要封咪,我覺得就更不應該停」。

鍾劍華講述民研工作的價值指,「民意調查是一個工具,民意不是不看,但也不是要當權者或施政者每次都要以民意做必然的依歸。民意要知但不一定要跟足,但要pay attention(留意)。如果每次跟民意就是民粹,代議政制不是講民粹,是一個授權過程,選民選了你,你再基於自己良知、知識和信念去做事⋯⋯我也覺得議員、政治領袖也不是必然要受民意制約,但隨公民社會壯大,人們教育水平提升,大家對社會事務也會有意見。就算不跟從民意也要懂得對應民意,所以民意研究價值在此」。

客觀紀錄市民選項 不牽涉煽惑、建議、提示成份

民意研究所的前身是港大民研,港大民研最令人深刻的調查是對政府官員的評分指數,及對立法會選舉作民調。在制訂今年的問卷時,鍾劍華尚未入職,故主力是鍾庭耀及團隊設計問卷問題。但因與過往立法會選舉無異,而設計問卷就是要包含所有可能性,這也是最基本的原則,鍾劍華在訪問期間多次重申,「要給足夠的選擇予受訪者,這是做問卷的基本原則。所以我對有投白票這個選項從來沒有質疑,我覺得理所當然。」

在訪問的過程中,提到住事,鍾劍華都會感慨過往理所當然發生的事,到今天則變得不以為然。鍾劍華笑說,學生曾為他封上「理大Wiki」的稱號,因為他十分熟悉香港政策,官員有推出政策的發展大綱前,也曾找他詢問意見,「過往的政策發展會有清楚的脈絡,長遠的發展有路可捉,就算過程會有偏位。但最終都朝著同一個方法走,但現時可見的是,政策可以完全走往相反方向。」

鍾劍華提到,政制的急劇退化,妨礙了香港政策的發展,變得「無路可捉」:「政府做到荒腔走板。政府沒有方寸,必然和政制有關。基本法指管治班子不能有政黨背景,這個我是有意見的,很錯。他們不需要為下一屆政府設想,現在有東西做錯,還應付到,就得過且過了。下一屆怎樣,就『你死你事了』。拜登、特朗普怎樣衰,他們都會為自己的黨去想一想,下屆可能是他們的黨執政。」

十一國慶 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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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收韁 社會無救

提到公民社會的瓦解,鍾劍華直言,他能理解,但未到最壞打算,他並不想就這樣放棄,「最大問題是政府及左報無限上綱作政治鬥爭,把所有公民社會都打垮,之後就想針對民意研究所。因為他們不想出現這個選舉的調查,不想出來的結果讓他們感到尷尬,他們不想面對事實。」

這亦是他堅持繼續駁斥無理指訴的原因,紀綠真相反映事實的重要性,「我們的研究冇煽動、冇引導,面對無理嘅指責,我一定會駁斥你。 」

「未打到來,自己就收韁的話,這個社會是沒得救。」

黃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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