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間，手機鈴聲響了又響，螢幕上滿滿都是即時新聞的通知。從反修例風波的新聞到新冠肺炎的最新消息，看的人消化不了，寫的人更加身心俱疲。記者的工作量大增，忙過不停。
消息滿天飛，記者人數比造謠少，記者活在消息封鎖、新聞自由被收緊的大時代，每天都在打仗。
在報館任職醫療專線記者的Wendy說：「可以在這個時代做記者，的確挺難忘。」 遇見同行，筆者不禁感嘆：「難忘到口罩都換了好幾個。」Wendy一笑道：「去年六· 一二包圍立法會，只有一個外科口罩，之後換了N95，八月換「豬嘴」，現在又戴外科口罩。」 記者們，此年彷彿都不能好好呼吸。
入行遇上大時代 新冠肺炎始料不及
Wendy 三年前畢業，職場新鮮人便加入報館做記者，數個月後加入醫療專線。跟著前輩邊學邊做，由技術性的醫療科技記者會、醫委會改革到流感高峰期， Wendy也慢慢開始對醫療新聞略有掌握。踏入2019年，她的工作由各個記者會及會議轉移到抗爭現場。
每天都面對槍林彈雨、火光四起的街道，她經常失眠。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她一如既往睡不著，在連登討論區一則貼文「武漢爆疑似沙士」。 她心想：「吓，唔係啊嘛？」，立刻就下載了微博看最新資訊。 網上各種的未經證實的消息令她半信半疑，直到官方公佈有關病毒詳情和數字，她才知道很「大鑊」（大件事）。
病毒一直沒有流入香港。直到農曆新年前，由於Wendy任職的媒體年初一、二都不會印報紙，記者在年三十晚就會放假。然而，傍晚突然就收到消息香港出現「高度懷疑的個案」。「由等放假的心情到突然間高度戒備狀態。一開始和公司同事分工去做，心態是未預備好。」
內地資訊封鎖 記者「和你call」
後來，Wendy的日常就是與內地各個有關部門「和你call」，詢問內地各市的疫情確診個案數字 ，但這個工作好不容易。「聽說深圳和上海有相關個案，打電話去得到的回覆，就是個案不是我們負責的，然後給你另一個號碼，好幾通電話都無法知道實際情況。」資訊封鎖下，她得出一個結論「在內地不會獲得有用資訊 」，唯有等待「官方」的新聞稿和數字。
這種封鎖令人民無法得知最新真實情況，當香港已經「一人一罩」，內地依然有人以不帶口罩為傲，揮一揮新春衣袖跟鏡頭說：「有政府，唔怕！」。疫情爆發初期，Wendy被派去高鐵戰採訪一輛途徑武漢來港的G79高鐵列車上的乘客。她笑言，當日訪問了好些人，有人「相信內地說可防可控」、有人為求自保戴口罩、有人完全不知道疫情的嚴重性，「（武漢肺炎）新聞這麼多都可以不知情，內地可以完全是第二個國度」。
她說，相比內地，香港資訊透明得多，但仍然是「不完美、可改善」。她舉出早前公佈有隔離懷疑個案的大廈名單為例，認為名單上有五千多座大廈，牽連甚廣，但政府「等了半個月才公佈」是太遲，早點交代就可以讓釋除公眾疑慮。
新聞界「Dirty Team」
高鐵採訪之後，Wendy甚少需要「高風險」範圍。她說公司分了「Dirty Team」和「Clean Team」，前者要走訪醫院和爆發疫情的大廈，後者就負責「追消息」和寫稿，而她正正是後者。有攝影師近距離拍攝第一名在港新冠肺炎確診者，體驗「與武漢肺炎的距離」；她負責待在公司「收料」和聽衛生防護中心的例行記者會。對於一個前線記者來說，這到底是大幸還是不幸？
她說，不一定是去所謂的前線採訪才有價值。「反修例很想去現場，因為現場槍林彈雨，又與受訪者有互動，但現在是面對捉摸不到的病毒，不一定要去醫院現場。我有去疫情記者會算不算前線？其實大家在不同的崗位發揮作用。」
無論身在何方，Wendy認為只要在假消息滿天飛的時代裏，做好傳媒的把關和求證工作就足夠。「在資訊大海，我們未必有分辨真假的消息的能力，但不要麻木，我相信見到不尋常的事情要問，問多一兩句不會死。」
疫情何時了
新冠肺炎在三月尾殺入傳媒公司，有報館記者和電視台新聞部人員都「中招」，Wendy的公司都有新政策，安排部分記者在家工作。她笑言，當日到高鐵站採訪，自己警覺性都不高，只穿上一件風衣和戴著外科口罩，沒有戴手套和罩。回家後也只是「用水淋一淋」衣物，說著說著，她又頓時想起：「死啦，那一天忘了消毒手機，但我用電話錄音訪問，有些乘客還要沒有帶口罩…」猶幸訪問當天，已經與高鐵採訪日相隔十四天。
不少記者去年都會問：「抗爭何時了？」大半年過去，記者依然在問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肺炎何時了？」Wendy都沒有答案，但她直言：「疫情完結，我一定要在鑽石公主號上打邊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