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李家超於去年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提出一項對歷史建築甚為不利的政策— 放寬申請強拍門檻，樓齡50年以上但少於70年以下的私人樓宇門檻由八成降至七成；樓齡70年以上的私人樓宇、包括戰前唐樓的提出收購門檻降至六成。
同時，市建局最近擬將香港舊區之一的深水埗納入重建規劃研究。市建局的規劃研究預視着該區所有舊式樓宇將被淘汰的未來，而區內僅存的、曾為日佔時期娼寮的12棟戰前唐樓將岌岌可危。一些唐樓雖具豐富的歷史價值，但大部分只被評為二、三級歷史建築，部分更未有被評級。
政府一連串的重建政策，可預視聳立香港大半個世紀的戰前唐樓將敵不過市建局的重建海嘯。而這場「戰前唐樓保衛戰」，才剛剛掀開帷幕。
歷史評級的重要性好比一面「免死金牌」，當任何舊建築面臨被淘汰的危機時，評級機制至少能為該項建築爭取被保育的機會，免被時代洪流沖走。相反，一棟沒有歷史評級的戰前唐樓，不論它是否屹立街道逾百年，也只會被視為一棟日久失修、結構老化的舊樓，它的命運幾乎只有清拆一途。
戰前唐樓，記載著這座城市過去的小人物、小故事，也是人們在此生活過的一種歷史憑證。但是，被認為是過於平凡的生活痕跡，通常難以得到大眾的關注，遑論要在諸多限制及條件的歷史建築評級機制中突圍而出。
根據保育團體「考城學社」戰前唐樓與洋樓的普查，這一年政府推出的九龍重建計劃中，油尖旺與深水埗至少42楝未獲評級的戰前唐樓將消失。可是，在浮動的「社會價值」標準下，獲評級的唐樓也不代表有資格被保留。在＜唐樓故事＞第二集，我們訪問「考城學社」與學者張家榮，分析保育戰前唐樓之難。
八成歷史建築無評級 遴選機制模糊不清
古諮會對於建築物的歷史評級能直接影響該項建築的命運，曾為陳漢宗健身院的彌敦道729號於2010年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暫時脫離拆卸重建的厄運；反之，沒有被評級的基隆街5及7號戰前唐樓，被樂風集團及石壁投資收購後，隨即被清拆重建。同為具歷史價值的戰前唐樓，到底如何衡量哪一項建築能夠取得這項保育的門檻？
根據古諮會文件顯示，古物古蹟辦事處於1996至2000年期間對全港8,800棟主要為1950年前的建築物進行調查，當中只挑選了1,444棟文物價值「較高」的建築物進行評級。換言之，現時有超過八成的歷史建築無法取得被保育的門檻，每分每秒也面臨生死存亡的瞬間。
古諮會在文件中並沒有清楚列明在8,800棟建築物中挑選這1,000多棟「文物價值較高」的建築物的準則，只提到評估機制及遴選原則有參考國際做法，如《威尼斯憲章》、《巴拉憲章》及《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以《威尼斯憲章》為例，章則對於歷史文物的定義是「不僅是單棟建築作品，而且還有在其中發現某一特殊文明，一項重要發展或一件歷史事件證物之都市或鄉村場域；不只適用於偉大的藝術作品也適用於隨著時閒消逝會增添文化重要性之過去中庸之作。」
這些憲章所列明的歷史文物建築定義廣泛，因此即使參考了憲章的條文也無法清楚得悉古諮會遴選歷史建築的標準。
不過，公眾至少可知道古諮會如何為歷史建築評級，他們主要根據六大方向：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組合價值、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保持原貌程度及罕有程度作考量。
戰前唐樓不罕有 減低社會重視度
在這八成不受保護的歷史建築當中，戰前唐樓首當其衝成為最不受重視的建築物，取得評級的唐樓寥寥可數。文物建築保育團體「考城學社」去年曾進行一項「港九戰前唐樓與洋樓」普查，研究覆蓋範圍主要為香港島、九龍半島及新九龍區。
調查發現這三個區域尚存166棟戰前唐樓，當中有97棟未被評級。
市建局去年公布「油旺重建研究計劃」，面積約212公頃，涉及超過3,300棟樓宇，據「考城學社」的研究所得，在整個重建計劃的範圍內包含了44棟戰前唐樓，當中只有18棟已被歷史評級，意指未來因應油旺重建計劃，將會有26棟戰前唐樓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 另一個戰前唐樓的集中地在深水埗，有26幢戰前唐樓，其中10楝獲評級，16幢沒有評級。
戰前唐樓需要面對這種境況，原因在上述提及的古諮會評級準則已可略知一二，單就罕有程度及保持原貌程度兩項準則而言，戰前唐樓完全「不合格」。
根據建築保育研究學者李浩然及黎志邦所寫的《保舊創新：香港建築保育與城市發展》（下稱《保舊創新》）一書指出，19世紀至20世紀60年代，香港尚未大量興建公共房屋及現代私人樓宇，唐樓是最普遍的建築。香港大學建築系講師張家榮接受《誌》訪問時解釋道：「因為它過於普遍，所以我猜測（政府）未必會那麼積極，或花那麼多人力物力去做考察，始終政府的資源有限。」
張家榮表示，《古物及古蹟條例》是1976年所簽訂的，從這個時間點而言，他們會比較在乎戰前的歷史建築；再者，留意條例對於古物（antiquity）及古蹟（momument）的定義—「古代遺物；及1800前人為建立、闢設或建造的地方、建築物、地點或構築物或該等地方、建築物、地點或構築物的遺蹟或遺存，而不論是否已於1799年後予以修改、增補或修復」以及「根據第3條宣布為古蹟、歷史建築物、考古或古生物地點或構築物的地方、建築物、地點或構築物」，可見政府在意的是具標誌性的歷史建築，在舊區隨處可見的唐樓自然不在政府的關注目標內。
「可能你會認為這樣看戰前建築是不公平，甚至會認為是『大細超』，但現實就是他們人手不足，他們可以做的事情也有限，所以要專注在某些重點建築，唐樓就會變成沒那麼重要。」張家榮說。
靠業主難保唐樓原貌程度
至於保持原貌程度，由於有不少的戰前唐樓是私人擁有，為了貼合生活需要及跟上《建築物條例》、《消防條例》等安全條例的修改，因此業主或許會自行為樓宇作修改，無意間損害戰前唐樓的原貌。
《誌》記者早前邀請「考城學社」三位成員：何尚衡、建築師余卓華及建築保育師任明顯，一同視察旺角一帶的戰前唐樓。以彌敦道729號為例，翻查1976年的舊照片，其外型變化不大，內部的天花裝飾線條、拱門及木梯，估計從70年代便已經存在。雖然木窗被換成鋁窗，但仍保留一排大窗戶的特色，但建築的露台當時早已被圍封。余卓華解釋，過往開放的露台有助通風、遮蔭，有唐樓如雷生春更有深闊的遊廊，可被住戶用來打羽毛球、踏單車，但到了六、七十年代，業主為了增加室內面積，便將露台圍封，並且間房出租，令原本一梯兩伙的唐樓淪為劏房。
然而，要作出修改歷史建築的判斷，也必須先進行大量資料蒐集，了解建築在不同時期的外形、用料、功能等，才可避免破壞建築的文物價值。不過，大部分業主復修建築時，礙於金錢與時間限制，不會聘請文物保護顧問。以蘇杭街112號的戰前唐樓為例，業主收到屋宇署的指令，希望盡快處理問題，在未有聘請文物保護師做評估之下，將原有的綠色鐵窗框換走，令唐樓與舊貌的美學殊異。
余卓華解釋，大眾對本地建築在不同年代的設計特色、物料、工藝、美學等沒有普及認知，因此大部分業主在復修時大多只求方便、便宜，「陳師奶、陳生唔會識得諗個窗花有咩設計，都係求其搵個判頭，講話『幫我訂三層鋁窗』。」
「社會價值」浮動 需民間自發提出保育
除了以上兩項準則不合格外，戰前唐樓要達成其餘的準則也有困難。余卓華表示，戰前唐樓本身是平民建築，不常涉及顯赫的歷史人物，因此歷史價值相對難以達標。另外，根據《保舊創新》的內容，維多利亞時代所興建的第一代唐樓沿用下舖上居的設計，以簡樸務實為主，沒有顯著的美學風格可言，也反映了華人社會的經濟狀況；直至戰前第三代唐樓，例如1931年落成的「雷生春」，方才看到當代主流的建築美學風格，所以要在部分戰前唐樓中尋找到符合建築價值的條件也是有一定難度。
因此，余卓華強調，社會價值、社區印象對於戰前唐樓而言較為重要。
張家榮補充，古蹟辦是發展局轄下部門，容易讓地政及地價牽涉在保育的計劃內，令政府對保育唐樓或其他歷史建築相對被動，「政府要興建公屋，最容易可取得及收地發展的，就是唐樓。」
在這個困局中，社會價值是保育戰前唐樓的關鍵，張家榮指出，政府雖然有為具歷史價值的唐樓進行統計，但評級卻因古蹟辦位處發展局之下的窘境而變得十分被動，所以唐樓保育大多需要依賴居民或保育團體向政府提出相關要求。
灣仔「藍屋」是一個較有標誌性的例子，建築群於1920年開始有所記載，曾開辦一間為街坊子弟提供免費教育的「鏡涵義學」、戰前灣仔唯一英文學校「一中書院」等；至1950年代，黃飛鴻弟子林世榮的姪兒林祖更曾在此開設武館，可見建築群同時具有歷史價值。
基隆街5至7號唐樓已遭拆卸。
不過，藍屋本也難逃宿命，儘管藍屋已在2000年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但2006年房協與市建屋合作發展灣仔石水渠街及附近建築，計劃將藍屋建築群改建成以茶藝及醫療的旅遊景點，要居民遷離。於是，當時各大持份者，包括社區團體、社工、專家、街坊便一同合作，與政府爭取「留屋留人」。整個抗爭運動歷時兩年，由街坊與持份者建立關係，到上街抗爭，到最後開會構思保育倡議，最終政府於2009年正式將藍屋列入活化項目。
藍屋能夠成功爭取活化保育，主要依賴街坊與持份者的主動性，將這棟戰前唐樓的社會價值充份呈現。然而，並非每棟戰前唐樓也能被居民及街坊如此重視，因此「社會價值」是一個較為浮動的準則，缺乏街坊與持份者的積極參與，一些本缺乏歷史價值或建築價值的戰前唐樓，將難以被社會發現，遑論被政府予以評級。
再加上去年《施政報告》中，特首李家超提出建議放寬申請強拍門檻，樓齡50年以上、70年以下的私人樓宇強拍門檻由八成下降至七成；樓齡70年以上的的樓宇則下降至六成，計劃將於今年下半年提交立法會審議。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年份為1939年，相距至今已是84年，換言之所有戰前唐樓的強拍門檻為六成。
在利益的驅使下，可預視發展商收購戰前唐樓的機會將大大提高，而政府則表示會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協助加快重建及居民賠償，如發展局會設專責辦事處協助業主，及提供獨立第三方估值。這些誘因會令業主更容易出售業權，「社會價值」亦會隨之減少，戰前唐樓的未來將被一片陰霾濃罩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