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穿著黑衣或戴黑帽打扮的公務員旁聽反修例與國安法案件時，其衣著及印有「黃色雨傘」圖案的黑衣引起多名法官注意，律政司首度就旁聽的行為檢控，並首次指被告行為屬「旁聽師（sit-in expert）」，屬抗議行為的一種，最終昨天（26日）判刑兩個月、緩刑兩年，被告另須向律政司支付全額訟費逾31萬元。
「旁聽師」的衣著可能成為引起法官注視或被檢控的重要元素，案件再次將「旁聽師」的行動、打扮與政治扯上關係，但案中沒有言及「旁聽師」去旁聽的原因。我們訪問一位由2020年走到現在的「旁聽師」阿邦（化名）。他退休前是一名文員，在他的眼中旁聽的人數隨著《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已經愈來愈少，去旁聽政治素人的案件更是寥寥可數，場面冷清。阿邦說堅持旁聽，是想被告感到「被看見」，不想麻木下去。
旁聽是我的退休生活日程
已近七旬的阿邦早上7時起床梳洗，吃了塊方包，他不是去上班，而是搭地鐵前往區域法院。9時到達法院大堂，他拿著公眾人士旁聽票，準時9時半在法庭門外等候入席，等候審判。
這天聆訊長達4小時，散庭之後，他拿出手機，記錄法官剛宣佈的續審日。他指著手機日曆上一點綠色標註跟記者說，「呢幾日係上個禮拜約咗朋友潛水。」綠色標註是代表休閒活動，而佈滿日曆的黃色標註，卻是法庭審訊的日期，提示他旁聽的日子，他的日曆上幾乎每個平日，均有兩點黃色標註。
頭髮斑白的阿邦在2020年初退休，退休前是文員。他形容，當時自己的法律知識是零。直至2020年中，阿邦的朋友告訴他，公眾人士能夠到法庭旁聽，恰巧他對反修例運動的案件感興趣，退休後有餘閒，便懵懵懂懂地前往區域法院。他咪起雙眼憶述自己初次去旁聽時很徬徨，不知道要早去法庭排隊取旁聽票：「我真係連法庭都未入過！」
如果沒有反修例事件
退休之後，阿邦曾任職兼職電話聯絡員。他說，雖然獲得「退休金」，但「坐食山崩」，擔心終有一日財政入不敷支。不過，他不想他的「二次人生」再做一些一成不變的工作，所以一個月後便匆匆辭職，繼續過退休生活。
他退休前從事文員工作，過著朝九晚五在辦公室工作，修理電視電波，只是偶爾會外出工作。退休之後，他本以為自己不用再「坐定定」，最後卻每日準時坐在旁聽席。他形容自己是「室外人」。在反修例運動前，因為嚮往內地的風景，他經常約朋友到內地踩單車：「如果唔係呢件事（反修例運動），我真係融入大灣區！」而他理想的退休生活，是去旅行、去外國潛水、和返大陸踩單車，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旁聽師」。
728之後
阿邦首宗旁聽的案件，就是首宗需要審訊的反修例運動暴動案728「赴湯杜火」案。2019年7月28日，市民發起遊行，惟警方只批准在遮打花園進行集會。遊行隊伍分別前往灣仔、銅鑼灣、及西環。警方晚上開始在西環武力清場，發射多枚催淚彈及橡膠子彈，並拘捕了49人，其中44人被控暴動罪。而「赴湯杜火」案中的夫婦（湯偉雄、杜依蘭）及少女李宛叡，被控在德輔道西近西邊街一帶參與暴動。
阿邦是728遊行的參與者，由中環遊行至上環，行畢，他便跟著隊伍，原路折返，步行至銅鑼灣。到達銅鑼灣後，便跟著人群散去，離開現場。他並不知道，部分遊行人士再次前往西環，更預料不到，晚上西環會發生嚴重警民衝突。
他以「倖存者內疚」形容他在2019年的心情。他希望親身到法庭了解被告，好讓被告們在休庭走出走廊時，看見旁聽人士在法庭，令被告們知道他們是被看得見的。「我可以做一個不問世事，咩都唔理，避世嘅人，但就算我去避世，我相信也未必避得到。」
漸漸成為「另類」？
2019年6月12日，大批示威者包圍政府總部及立法會一帶，警方發射超過200枚催淚彈及多粒橡膠子彈驅逐示威者。阿邦當時還未退休，在辦公室收看電視直播，他說，警方連環向夏慤道橋人群開胡椒球槍的畫面，在他腦海揮之不去。放工後，他孤身隻影前往金鐘，站在太古廣場出面的空地。
「點解當晚會完全無晒長者？我喺嗰班人入面覺得自己係另類。點解會有個阿伯喺度？喺中環返工嘅人去晒邊？只有後生仔走出嚟，咁我哋呢班人發生緊咩事？」阿邦質問道。3年後，阿邦依然孤身隻影。儘管成為「旁聽師」兩年半，卻從來沒有人陪伴過他去旁聽，只是他的女兒陪伴過自己1次。
阿邦與他老婆和女兒同住。他今早出門口時，老婆和女兒還未起床。他說，女兒是自由工作者，很遲起床。而老婆是虔誠的教徒，為教會的事情奔波勞碌，他笑言：「老婆想感染我信教，但失敗；我想感染老婆去旁聽，但失敗。」雖然當初是阿邦的朋友告知他可以旁聽，但朋友們並沒有陪伴阿邦，「各有各選擇。我反而覺得我唔做的話，會對唔住自己良心。」
曾想放棄 不想麻木
2022年6月17日早上9時半，前沙田區議員黃文萱及其時任助理麥啓榮被票控違反限聚令一案於沙田裁判法院續審。黃文萱與香港中學生關注聯盟2021年2月在第一城舉辦街站，派發防疫物品及反對改革通識科，期間被警員票控違反限聚令。
「Court！」當日，法官10時18分入席，被冷氣吹得冷颼颼的第7庭內，除了阿邦、一名年輕人，和一對夫婦之外，便沒有其他旁聽人士。
阿邦居於沙田，經常到較近的沙田裁判法院旁聽。「我諗九成時間都會見到我同埋頭先嗰兩公婆一起旁聽，其他人就會有時先出現。」他說，最多人旁聽的時候，是2020年初，經常在法庭碰面，一起旁聽人士超過15人，但日子過得越久，旁聽人士漸漸減少。
他指，2020年時，就算是關注度低的案件，9時半開庭的話，9時前的隊伍已經「排咗個圈」；現在，倘若被告是一位平平無奇的普通市民，多數只有5至6人旁聽。不過，如果被告是公眾人物，或者公眾對該案件關注度較高的話，相對起其他案件，這些「出名」的案件是會有較多旁聽人士。
其實，他知道被告見到只有零星人士前來支持，會感低落。但他承認，做「旁聽師」要付出時間，對「上班族」和學生有困難。而他作為「全職旁聽師」亦難以每日旁聽：「我覺得長期日日去晒（去所有法庭），自己嘅精神壓力未必頂得住。」
「實際上我幫唔到被告，唔會幫到佢哋求情，亦唔會幫到佢哋減刑。」阿邦說，有段時間他的確不想再去。話說如此，他只不過是沒有旁聽兩三日，便忍不住再去了，「唔想麻木，就會令到自己好傷心；麻木咗，就好似對被告漠不關心，好矛盾。」
不過，他認同「旁聽」成為了唯一一個可以實際支持被告的行動，而只有這個想法，才能令阿邦堅持「旁聽師」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