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一宗毆打血案，揭示聾人在司法上的傳譯權利嚴重不足。案件中聾人被告的口供與陳述不符，東京獲官方資格的傳譯員只有10人，在庭上傳譯員擅自精簡被告內容⋯⋯。這宗發生在東京上野的「蛇之目壽司事件」引起聾人關注，紛紛前來旁聽者，監察審訊的細節。相信一班旁聽者及關注人士料不到，這次的深切關注，改變了往後半個世紀的手語傳譯制度。
時至今日，東京獲手語傳譯資格的人數已達近900人，2013年一宗謀殺案，法庭准許7名傳譯員替聾人被告傳譯，法庭亦會為聾人旁聽者安排手語傳譯員，聾人法庭的審訊均以錄影記錄，今日的聾人律師更可以堂堂正正替聾人被告辯護。
誰能助聾人被告？
1965年9月19日，2名聾人青年在上野「蛇之目壽司店」與健聽者發生激烈爭執，勸阻的店主後腦遭受襲擊，送院身亡，2名聾人被控嚴重傷人罪。
事緣兩名聾人晚上在「蛇之目壽司店」用餐閒聊，席間打手語溝通，受到其他三名食客奇異的注視。一名聾人叫對方「別看」，三名食客依然望着聾人，雙方先爭執後打鬥，一發不可收拾。案情指，勸交的店主曾用鐵盤襲擊被告，被告K激動下狂毆店主，雙手拿起地板的石屎襲擊店主的頭部，店主送院後翌日證實不治。
兩名被告的學歷水平不高，一名被告在日本聾人中學畢業（即香港初中程度）；另一名被告在台灣小學畢業，手語是他們唯一的溝通語言。
警署發現沒有手語傳譯者，向聾人學校求助，可是當時正值聾人學校改以口語讀唇教育為主，校內一般禁止使用手語，當時在聾人學校有多少人懂手語？他們能否協助被告？這一切成疑。1965年有政府認可的手語傳譯員，東京僅10人。直至1970年，日本開始設立手語傳譯培訓制度。
1964年松竹一齣有關聾人的電影《この声なき叫び》廣受歡迎，公眾開始關注聾人的問題。「蛇之目壽司店」事件剛好發生在這齣人氣電影的翌年，兩名被告聾人被拘捕的消息很快引起公眾關注。關注人士成立「兩名聾人青年守護會」（下稱：守護會），「守護會」首要的任務是替被告找到替聾人辯護的律師。有成員騎着單車在東京四處尋找律師，可惜處處碰壁，很多律師以聾人難以溝通為由拒絕協助，最後松本善明法律事務所1願意替兩名聾人被告辯護。
據前琦玉市聽覺障害者協會會長河合洋祐2 的記述，「蛇之目事件」最先引起司法界的關注，是因為有不少聾人前來旁聽，揭發手語傳譯問題的不足。河合洋祐：「開審之初，前來聽審的聾人旁聽者大感驚訝，原來日本的司法制度是沒有為聾人旁聽者安排手語傳譯員」。另一方面，在庭上懂手語的「守護會」成員發現，聾人被告陳述的案情，與警方記錄的口供亦有出入；更重要的是，出庭的證人只獲檢察官盤問，在庭上被告幾乎沒有向證人盤問的機會。「守護會」在審訊期間，道出種種不公平，希望公眾關注。
聾人被告申請獲批 傳譯員由一人增至三人
由地方裁判所轉至東京高等裁判所時，審訊徹底暴露手語傳譯的問題。「守護會」留意到被告的發言時間變短，亦怯於表達。法官經常向手語傳譯者要求解釋懷疑誤譯或被簡短的部分，傳譯者當時卻說「鑑於不想表述過於冗長，因此傳譯上精簡要點」。
法庭是否賦予傳譯員權力簡短聾人被告的說話？這極具爭議性的問題在「守護會」內部引起激烈討論。聾人的言語能力一般比健聽者低，難免重複內容，表達上往往弄不清時、地、人的關鍵內容，以致語句不順、邏輯倒置，需要接收訊息者去重組他們的說話。
當時「守護會」一致認為，在公平審訊的大前提下，縱使被告表達上重複內容，法官及律師應該接收被告百分百的訊息— 「正確地傳譯被告的說話」比審訊時間更重要！
辯方向高等裁判所申請3名手語傳譯員在法庭替被告傳譯，申請獲法庭接納，這不但開啟了司法界對手語傳譯問題的討論，也奠定了法庭的手語傳譯員人數不再限定一人，而是按審訊內容的複雜程度去決定。
兩名被告罪成判刑5年，獲減刑一年。
距今57年的「蛇之目壽司店事件」，因為健聽人士向聾人「眼啤啤」釀成血案，審訊之後仍然引起不少討論，事緣可能只是聾人與健聽者溝通上的誤會。這案件將聾人在司法上的傳譯問題暴露於國民眼前，成為日本聾人界劃時代的標誌。1966年，大阪成立「聾者的人權守護會」；1968年福島研開「全國通譯者會議」（日語「通譯」，口語上的翻譯）。「蛇之目壽司店事件」當時的討論在今日的聾人界經常被引述，這事件無疑揭開了日本聾人運動的序幕，亦令法庭在手語傳譯有更健全的制度。
參考資料：前琦玉市聽覺障害者協會會長河合洋祐《新しい聴覚障碍者像を求めて》研究文章＜聾者的裁判與人權—「蛇之目壽司事件」＞,199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