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男性受害者Howard想起當年被導師WP侵犯的經過，多次求助不果，每一個組織就像一幅牆，此路不通，六年來他受盡煎熬。
據社會福利署2022年的統計資料，性暴力受害者人數共740人，女性佔96.2%，男性僅3.8%。服務資源亦按此比率的分配，令男受害者得不到合適的援助。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莊子慧指出，現時社會數字無法反映男性性暴力受害者的需求，官方求助數字處於低位，資源分配自然較少，成了一個「死胡同」。
「好像討論性暴力永遠就只有女性」
在走入警署報案前，Howard曾向組織求助，但始終找不到協助。被WP侵犯的一年後，Howard曾致電「明愛曉暉計劃」求助，電話一直無人接通；六年後他踏進警署前，曾鼓起勇氣致電為性侵受害者提供服務的「東華三院芷若園」，希望他們能陪同報案，惟電話三小時無人接聽，他只好自行入警署報案。
報案一刻，亦受盡傷害。首位接觸他的報案室警員質疑為何在六年後才報案，該警員初步了解案情後又以「咁又點」、「咁你想點」等口脗詢問他的來意，令他感到孤立無援。「我當時沒有報案，就感覺自己好像不是受害人似的，整個系統也在否定我，說我不是一個受害人，好像我就不值得這個司法系統、警察去幫我。」Howard說。
Howard坦言，他讀畢五年的法律學位，對司法的程序較熟悉，不太需要法律支援，但如果一個普通的受害者，他反問：「他們該怎樣處理？」。Howard之後找到風雨蘭，機構又好像有點愛莫能助，「好像討論性暴力永遠就只有女性，男性是不是不會受害的？」
他表示，明白相關機構資源短絀，但他認為男性性受害者的部份「被填黑」，不但無法取得適當的支援，連受害者的數字也無法得知，「我不肯定在700萬人當中，有多少人與我的經歷相約，我很想知道。」
組織承認男受害者資源不足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莊子慧接受《誌 HKFEATURE》訪問時表示，男性性暴力受害者服務的主要「死因」，在於男士的求助數量不多，未必能真正表達到社會需求或狀況。
莊子慧指出，現時法例上並無明確的用詞能代表男性被性侵，令男性更難以表露自己曾受性暴力對待。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18條「強姦」為例，條文表明「任何男子強姦一名女子，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亦即法例條文早已假設男性是加害者，女性是受害者。
她表示，法律對男性受害者的否定，再加上社會對於性別意識的匱乏，往往令男性的求助人數減少，「男性說性暴力這件事其實已經很困難，男性很多時候在社會上被假設是強者，怎樣跟別人說這件事？」她以女性受害人為例，她們求助也不是一件易事，社會對於性暴力受害者的目光，往往讓她們難以開口，遑論男性受害者。
另外，莊子慧表示，人們對於性暴力充滿迷思，而這種迷思對於男性而言更嚴重，「尤其是當男性受害人出來說，很多時候下面的回應會說：是否『益』了你（便宜了你），你那時候是否有身體反應等等。」
她舉例指出，男性受害人公開經歷後，有機會被有意無意地質疑，這些回應均為他們的求助築起一道圍牆。
父權社會下受害者更隱性
缺乏了反映男性受害狀況的真實數據，社會難以根據真實情況為受害者分發適切的資源。事實上，在網上搜尋到的男性性暴力支援服務寥寥可數，較為人知的服務就只有「明愛曉暉計劃」及「東華三院芷若園」。
莊子慧形容，這處境是個「死胡同」，「如果連數字都沒有或者反映不出來，一些擺放資源的人就會想、是不是Cost Effective（高成本效益），可能我們只有幾個個案，是否要開專門的服務給你呢？」
莊子慧又坦言，針對每個性別的受害者需要不同的服務計劃，這也是風雨蘭無法同時提供兩個性別的服務的原因。她表示，男性受害者與女性受害者的處理手法不一樣，社工或輔導員需要有足夠的性別認知，「（香港）始終是一個父權的社會，男性受害者要說出這件事時，他可能不希望自己被定義為一名弱者。」
她又指，過往有家暴服務提供者曾表示，男性多傾向在輔導期間去行山等戶外活動，而非像應對女性受助人般，只在房間内與他們一對一交談，「他們未必覺得是合適，或者他們覺得不舒服，他們已經不會來了，會影響他們真的去求助的意欲。」
分享經歷 冀增公眾關注度
「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去到一個絕望的狀況才會有人去關注。」莊子慧認為，要解決男性受害者服務不足的問題，要從傳媒方面入手，讓更多人對此有所關注，繼而表達對資源的需求。
她又認為，政府有責任在性暴力議題上投放更多研究資源，最基本需調查香港有多少人曾經歷過性暴力，才能有更多數據去研究解決方案。她表示，政府可參考澳洲研究兒童受虐的做法，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與受訪者進行深入交談，了解他們的經歷，讓社會有更多數據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更適設的服務。
Howard明白社會關注度會影響服務的多寡，因此他希望透過披露自己的事，讓社會對男性受害者的關注度提高，更希望能讓與他有相同經歷的男性知道自己並非孤身一人，「我坐不到時光機回到未被侵犯的時候，但至少這一年我不想再讓自己後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