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志強案 1】 抑鬱聾漢出院後不足20小時墮樓亡 陪審團一致裁定死者在精神紊亂下自殺

一名患抑鬱症、有自殺傾向的58歲聾人鍾志強，於2020年前往葵涌醫院精神科求診，留院兩星期，出院前一天才獲安排手語傳譯員。醫生建議出院，可惜出院後不足20小時後墮樓身亡。

死因庭在3年後展開，由5人組成的陪審團，於18日一致裁定死者在精神紊亂的情況下自殺。陪審團向醫管局提出2項建議，包括每次有病人入院時，必須提供最少一個緊急聯絡人作更新之用；以及處理表格例如自殺風險評估表時，須填寫評估時間，方便日後跟進之用。

死者家屬在研訊後見傳媒，認為死者在精神紊亂下逝世是事實，惟陪審團建議仍有不足之處，譬如未有提及醫院的手語傳譯問題等。家屬續指，死因庭未能還原整件事，未顧及死者是聾人，其手語未能表達「自殘」、「自殺」及「幻聽」等意思，在沒有安排手語傳譯員以及紙筆未能溝通下才發生悲劇。早前死者家屬申請法援追討民事索償被拒，家屬表示會考慮跟進事件。

家屬質疑雙方溝通不足 醫護人員或低估死者自殺風險

死者於2020年4月底因失眠及情緒低落，在手語傳譯員陪同下到精神科求診，經診斷後患復發性抑鬱，獲安排入住葵涌醫院。多名醫管局證人在庭上作供後，資料顯示死者於2010年曾患抑鬱症，亦曾向女兒以刀架頸。

家屬一方指，死者住院兩星期，僅在出院前一天獲安排手語傳譯員，雖然主診醫生強調可以用紙筆溝通，惟死者學歷僅小學四年級，寫字時將「活潑」寫成「潑活」，家屬質疑死者與院方的溝通不足。葵涌醫院精神科醫生鄭美琪是鍾志強的主診醫生，鄭在庭上作供時解釋，當時新冠疫情有致命的可能，在問診過程中醫護人員能夠用紙筆跟死者溝通，故沒有即時安排手語傳譯員。

死者入院首天，院方以疫情為由不准女兒進入病房，亦沒有向她索取聯絡電話，只准陪同鍾的手語傳譯員進內翻譯。醫院翌日致電病人家屬卻無法接通，及後才得悉死者的緊急聯絡人資料未有更新，該聯絡人是死者的外母，她早已離世，直至死者女兒致電醫院後才取得家屬聯絡方法。

法庭翻查死者的醫療報告，護士填寫的「自殺風險評估表」有明顯錯漏：死者妻子於2017逝世，然而在評估表中「喪偶」一欄，護士並沒有給予評分；在「社會狀況低下」一欄，護士亦沒有予以評分。代表家屬的大律師蘇信恩質疑，如果護士準確地評分，死者的自殺風險或會增加，屬高自殺風險。鄭醫生解釋醫生會做獨立評估，不會完全依賴護士的評估表，不過她承認分數的準確性會影響治療措施。家屬又質疑，電腦版和手寫版的「自殺風險評估表」分數不一，其中一份亦無記錄填表時間，鄭醫生稱對護士做法不瞭解。

出院前一天 醫生判斷死者自殺的想法是「剎那間閃過的念頭」

鄭醫生在庭上供稱，死者多次表示不習慣醫院環境，希望出院上班。鄭醫生經判斷後認為死者於2020年抑鬱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壓力，故希望他儘快復工。鄭續指，死者未曾在高處徘徊及寫遺書，判斷他自殺的想法是「剎那間閃過的念頭」，於出院前一天在手語傳譯員陪同下向死者作評估，認為他情況穩定，故安排他出院。

2020年5月6日，死者在女兒鍾樂妍陪同下出院，開始出現自殘行為，如頭撞𨋢門、用剪刀和鎚仔傷害自己等，亦表示「好想死」、想辭職。鄭醫生供稱曾在死者住院期間處方安眠藥，死者的睡眠時間由4小時改善至6小時，然而女兒憶述死者出院後表示失眠，鍾志強妹鍾美玉出庭作供時質疑：「哥哥瞓三四小時是OK，常人瞓三四小時點會OK？我問主診醫生如何同佢溝通，醫生說『用紙筆』，他無識去搵手語傳譯，亦好似不知有這個服務。」翌日，鍾志強在紙上寫上「失智」二字，女兒聯絡社工求助時，鍾父趁女兒講電話時離家，從大廈25樓一躍而下，倒臥在1樓平台，當場證實死亡。

家屬控訴 死因庭建議忽略對聾人的照顧

死因裁判官周麗珠引導陪審團時，提出三個死亡的可能性：死於自殺、在精神紊亂下自殺、以及死因存疑。周官提醒，自殺並非等於精神紊亂，陪審團須根據相對可能性的標準，判斷是否有足夠證據指出死者當時精神紊亂。最終陪審團一致裁定死者在精神紊亂下自殺。裁決後，周官勉勵家屬日後向前望，早日釋懷，予以深切慰問。

事後鍾美玉不滿裁決，認為死因庭並沒有追究醫生的責任，建議省略了對聾人的照顧與諒解：「我哥哥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疏離』，是庭上（醫管局）作出的批判，醫生的責任完全無咗，例如醫生問我哥哥有沒有自殺，哥哥做個手勢，（醫護）以為鋸頸⋯⋯例如有問哥哥有沒有幻覺，但哥哥表達唔到，因為沒有這個詞⋯⋯。」

鍾志強入院過程 （綜合死因庭供詞）